魏博归顺·李绛罢相（第2/3页）

魏博和朝廷当着两河藩镇的面如此眉来眼去、卿卿我我，顿时把成德、平卢等镇的老牌军阀们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奶奶的，这不是在煽动两河藩镇的将士都起来造节度使的反吗？

李师道和王承宗等人忙不迭地派人去找田兴，使尽浑身解数，对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劝他一定要和朝廷决裂，重新回归两河藩镇的怀抱。

然而，田兴自始至终不为所动。

李师道恨不得把田兴碎尸万段，随即气急败坏地派人去跟宣武（今属河南）节度使韩弘说：“我们和田氏约定了世世代代的攻守同盟，现在这小子居然把咱给卖了，你也痛恨吧？我正打算联合成德去讨伐他，不知你意下如何？”

韩弘回话说：“我不管那么多，我只知道奉朝廷之命行事，你的军队要是一过黄河，我立马派兵拿下你的曹州（今山东定陶县）。”

李师道沉默了，此后一点动静也没有。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二月七日，宪宗为了进一步笼络魏博、刺激两河诸藩，又趁热打铁，给田兴赐名“弘正”。

浩荡皇恩一次次沐浴魏博，把田兴一次次感动得热泪盈眶，当然也把两河诸藩一次次搞得怒火中烧。可是，尽管李师道和王承宗等人恨得咬牙切齿，却始终不敢轻举妄动。

魏博的归顺无异于在两河诸藩的心上插了根钉子。

这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李唐朝廷在河北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这次胜利并没有依靠战争手段，而是一次纯粹运用谋略的“和平演变”。

林肯说过：“摧毁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变成朋友。”李绛显然就是这么做的。然而，随着魏博的归顺，李绛的麻烦也来了。

因为他太聪明、太能干了，让宪宗感到了莫大的压力。身为人臣，如果什么事都料事如神，把皇帝的风头抢光了，那么长此以往，皇帝威信何在，脸面何存？

事实上，就在魏博正式归顺的当月，宪宗就已经流露出对李绛的猜忌和不满了。那是在延英殿的一次廷对上，宪宗先是跟几个宰相说了些无关痛痒的事，接着忽然话锋一转，说：“你们要替朕爱惜官爵，不要随便私授自己的亲戚朋友。”

李吉甫和权德舆对视一眼，连声说微臣不敢。

李绛很清楚，这话不是说给李吉甫和权德舆听的，而是冲着他来的。因为自从拜相以来，他一直坚持“举贤不避亲”的用人原则，当初贬谪元义方时，宪宗就对他起过一次疑心，这回又旧话重提，目的当然还是要敲打他。

李绛趋前一步，坦然自若地说：“如果一个人跟臣非亲非故，臣又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才干？如果明知其人有才却不敢加以任用，那又怎么敢用丝毫不了解的人呢？朝廷用人，关键要看其才干是否与官职相称，如果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叫明哲保身，不叫大公无私。更何况，就算所用的人不称职，自有朝廷的典章律令来考核监督，谁能逃得过？”

宪宗知道自己说不过李绛，只好强作笑颜：“对，贤卿说得有道理。”

话虽这么说，但宪宗和李绛彼此都很清楚——他们的君臣关系已经出现裂痕了，而且是难以弥补的裂痕。

随后的日子，李吉甫和李绛这两个八字不合的宰相在很多事情上还是拼命死磕，老好人权德舆则始终当骑墙派，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宪宗对这个宰相班子越来越不满，遂于这一年二月罢免了权德舆，不久就征召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入朝为相。

武元衡其实早在元和初年就已经是宰相了。当时镇海节度使李琦反复无常，拒不入朝，就是武元衡力主讨伐的。此后，因西川节度使高崇文不善理政，宪宗就把高崇文召了回来，把武元衡派到了西川。武元衡在西川待了几年，颇有政绩，而且把当地蛮族也安抚得服服帖帖，显示出了极大的才干。所以，宪宗现在想为宰相班子输入新鲜血液，自然就想起了这个能文能武、出将入相的武元衡。

武元衡的回朝是个强烈的政治信号，预示着宪宗朝廷在今后的藩镇事务上，很可能会逐渐采取强硬立场。因为李吉甫一直是主战派，武元衡也是。

至此，朝廷三个宰相有两个是鹰派，只有李绛一个是鸽派，他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

这年岁末的一天，宪宗李纯忽然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对李绛说：“最近有人说外面结党之风很盛，是怎么回事？”

从几个月前暗示李绛不要搞裙带关系，到现在直接指责李绛结党营私，这样的变化足以说明——宪宗如今对李绛的信任基本上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李绛当然知道天子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自古人君最讨厌的事，莫过于人臣结党，所以小人要陷害君子，必定说他们结党。‘结党’听起来令人厌恶，可追究起来却往往无凭无据。东汉末年，凡天下贤人君子，都被宦官称为‘朋党’，从而遭到禁锢，被剥夺政治权利，最终导致了家国社稷的覆亡。这是小人打击君子的惯用武器，请陛下明察！再者说，君子本来就是要跟君子合作，难道一定要跟小人合作，才叫不结党吗？”

说出这番话的同时，李绛已经做好了辞职的思想准备。因为他知道，宪宗已经不想留他了。所以，与其灰溜溜地被人赶下台，还不如急流勇退，辞职走人。

此后，李绛以足疾为由数度上表请辞。宪宗正中下怀，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正月将他罢为礼部尚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绛下台的第二天，几年前被贬出朝廷的吐突承璀就堂而皇之地回到长安，复任左神策中尉，再度执掌了禁军的兵权。

李绛罢相，主要原因当然是他功高震主，引起了宪宗的猜忌，但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宪宗始终不敢过于倚重文臣。换言之，在宪宗心目中，宦官一直是制衡文臣的一种重要力量，尽管吐突承璀几年前让朝廷吃了很大的苦头，可宪宗仍然固执地认为——吐突承璀虽然无力对付藩镇，但用来制约文臣还是绰绰有余的。

也许，文臣李绛和宦官吐突承璀的这种权力跷跷板，只是宪宗施展帝王术的必然结果，不能作为皇帝昏庸或朝政黑暗的证明，也不能阻挡即将到来的“元和中兴”。但是，毋庸讳言，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中枢政治如果表现得清明高效，那必定是足智多谋的文臣与善于纳谏的皇帝通力合作的结果；而中枢政治的糜烂，几乎很多情况下都是始于阉宦的恃宠弄权和皇帝的用人不当。在宪宗李纯十五年的帝王生涯中，他一方面很努力地实践了前者，因此得以收获“元和中兴”的果实；可同时也很“用心”地实践了后者，以至最终命丧宦官之手，使得这场来之不易的中兴转眼就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