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不幸的二次革命（第4/5页）

膺白有几点性格，极不宜于革命。他反对从事暗杀，以为此风一开，社会不得安宁，即在革命过程中不得已之手段，他不预闻。他反对利用部下反上，团长反旅长而为旅长，旅长反师长而为师长，以为此风一开，三五十年军纪难整，即在革命过程中，不主张以权利为饵。更反对利用土匪，他终生不与帮会有关，虽黑势力有豪侠之士，他离之甚远。此辈素养薄而野心大，辛亥以后难于处置之事甚多。宋案之应桂馨即其一例。

廿三师本有四团、一独立营。解散后留得一团，番号为六十一团，已另有所属，团长姓陈，系膺白原来旧属。论关系，团长中本有与膺白私交甚厚之人，或将东渡，或愿入陆大，独留陈团，实未想到再要用他。陈团统三营，分驻上海高昌庙、龙华、梅家弄，而以高昌庙有江南制造局，地势更为重要。以辛亥经验，得制造局即得上海。陈团之一营，即驻守制造局，故计算上海实力，以为有此可不战而定。

以膺白性格之严守分际，不越级管事而言，他此时与陈团关系，只有一点法律根据。当宋案凶犯从租界引渡到上海地方法院看守所后，苏督程德全以案情重大，有手令指由六十一团派兵看守，而请膺白主其事。如此办法，是将责任交在革命党身上，而膺白则虽已无权指挥六十一团，却可以调六十一团士兵看守宋案凶犯。其与六十一团接触，不在情理之外。陈团曾表示：欲战宜速，乘袁尚无备，犹可为力。当时上海虽尚有杂军，但无如陈团之整齐者。通盘之计久而不决，忽然郑汝成以海军改装便衣，猝从天津船运到沪，突入制造局，从此与陈团主客易位。上海将举事前，军事实一把散沙，大言投效之辈，空无实际。一日，膺白亲往高昌庙观究竟，被傅墨箴（孟，廿三师团长）、徐成之（士镳，廿三师独立营长）二先生闻讯往中途追回。二君系膺白武备同学，厚私交，时正由陆军大学暑期假归，深知浙江当局态度，而陈团亦因利害而游移，此去无利且险。

湖口已经起义讨袁，上海将响应，钮惕生（永建）先生所统率的松江学生军，比预约早日到梅家弄，向驻军开排枪示威，驻军知系友军，不还击。消息到高昌庙团部，于是郑汝成下令驻制造局之陈团，许出不许入，陈团悉数退出制造局。故上海起事，有进攻制造局之举，攻者亦仍是陈团所部，此役蒋介石（中正，时犹名志清）先生实身临前线。战局虽小，亦有两次功败垂成之事：其一，前锋已至濠沟，天雨泥泞，枪口为塞；其二，当时只有几枚炸弹，有连长张绍良至勇敢，自携一枚冲前锋，而与部下约，听其令同时掷弹。前锋已到制造局门，郑汝成兵向后退，张连长呼掷弹，不幸一弹正中张连长。为首者身倒，众复后退，自此不再有锐气。张连长新婚甫月余，呜呼，这样的壮士牺牲了！

二次革命大体形势，与上海实际，略如此。克强先生并不主战，一日忽只身赴南京起事，“只身”系接洽第八师两个旅长时之约。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系冯国璋之婿，其旅长则与克强先生有旧，克强先生如约只身而去，大势不顺，即被胁而归，南京情形略如此。后有何海鸣在南京，举事甚勇，我不熟悉其事。当上海事急时，英士先生数夜未眠。一日，膺白亦彻夜未眠之后，至中山先生家，告英士先生疲乏状，建议请中山先生嘱温钦甫（宗尧）与领事团商，由领事团提出，为战事扰租界居民不安，请南北双方离租界若干哩外作战，意在使北军不得以制造局为据点。当年外交之事，众都仰中山先生，而伍秩庸（廷芳）先生与温皆参与接洽之人。中山先生正与汪精卫早餐毕看西报，闻言即嘱膺白访温，传命如此如此。膺白正疲极，且年少气盛，脱口而出，此事请另派人。

癸丑（一九一三）二次革命，膺白因不主战，不肯担任沪军参谋长，然义与同志及英士先生共成败。英士先生以沪军名义讨袁，钮惕生先生为其参谋长，时间太短，文告不传。世人以历史关系，以英士先生之参谋长，必仍系膺白无疑，实属错误。亦有以膺白为代理参谋长者，更为错误。既肯代理，何不直当！癸丑七月下旬之一日晨，英士先生偕蒋先生同到福开森路吾家，沐浴，膺白取其自己白官纱衫请更换，是日陈、蒋二先生离沪赴甬。临行，有信数封嘱为转送，我见膺白与吴承斋谈此，未见信。英士先生行，上海战事亦止。七月卅日袁政府悬赏通缉克强、英士、膺白及李晓垣四人，此系第一张癸丑通缉令，有赏格，注明“不论生死一体给赏”，揭示通衢，遍登各报。我与膺白均亲见之，遂搬住七浦路我亲戚家，亲戚姓周，与沈缦云先生亦为至戚，先一日送缦云先生登舟赴大连，次日送膺白与我登舟赴长崎，均在夜间，由主人自开车，时在癸丑八月初旬。惟英士先生赴甬后，复归沪，由沪东渡，其东渡之日在膺白后，离沪之日则在膺白前。某某数君后作英士先生行状墓志等类，轻心下笔，实未参与实际。膺白守一死一生之义，概未置辩。今膺白逝世亦久矣，故述当时情形如上。膺白东渡，张岳军先生同行，船名八幡丸，有中山先生铁路公署秘书宋君和眷属同船，头等舱已客满，我们在二等舱。

癸丑（一九一三）八月以后，革命失败同志先后到日本，日本人称为“亡命客”。岳军先生回到士官续学，使馆秘书林铁铮（鹍翔）先生隐护之，仍维持官费。铁铮先生吴兴人，是一厚道君子，我手边还有他两页诗词，他在有名的词社——“南社”，笔名“半樱”，待膺白尤厚。我家先住长崎，有亲戚家的店名“升昌裕”，认系小主人，避免了警察注意。日本警察不是特务，但甚尽职，对人甚客气，然倘被注意，以后行踪将无可躲避。在日本读书是一好事，为政治工作则利害参半，不得不慎。膺白在亡命时，始终用化名，有其旧时日文教师江口辰太郎代觅东京寓所，他重新回到读书生活，跑书店，在家则自编文法，教我日文。我系初次到日，见日本社会无游手空谈之人，勤俭而努力，一般人具有必要之常识。回思在祖国所见，北京之霸气，上海之浮气，皆不足以言新兴建国。

膺白在东京，仍继续劝英士先生留心近代工商业建设，陪同参观横滨工业展览会。膺白游名胜，参观博物馆图书馆时，无不与我偕，而到横滨则只他和英士先生二人。十五年后，民十七（一九二八）之十二月，上海国货展览会之浙江省日，请膺白讲演，他有如下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