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交远攻一

以臣弑君,是古代中国的国粹。赵武灵王之死,就是下臣造反。司马迁解释错了,认为赵武灵王在继承人问题上感情用事,想把俩儿子都立成王,犹豫不决,故“乱起”。其实非也。赵武灵王不是死于儿子火并,而是专权大臣的造反。公子成、李兑两人结党势力甚大,专权之势已成,终于趁着“乱起”,硬生生困饿赵武灵王三月而死。赵武灵王被围困那么久,居然没有一个忠于他的亲信前来搭救,没有任何援助势力前来干预,没有一个大臣挺身而出,足以说明公子成一党的强大。

以赵武灵王之雄伟,居然被公子成、李兑专了权,搞死了自己。难道赵武灵王没有注意强化王权吗?好好一个公子成、李兑,放着大臣不当,怎么就专起权来了呢?

关于如何才能专权,这个问题厉害了,我是教不出来的。但纵观战国几大专权者,如齐国的田婴、孟尝君父子,秦国的魏冉,赵国的公子成,有些共同特点:1、出身好,都是王族出身;2、有封地,可以作为物质基础;3、会钻营,善忽悠,能拉帮结派。

我们以齐国的田婴为例,说说他是怎么专上齐国之权的吧。田婴是齐宣王的弟弟,符合第一条,出身王族,近水楼台,容易被君王宠信。但出身王族的人不只他一个,田婴还必须善于忽悠。当时他老爹“齐威王”还活着的时候,田婴就假装提合理化建议说:“对官员们的考核,必须加强啊,您得查他们的帐本啊!”于是,齐威王就每天审查一位大官的工作日志,主要是帐表,连审了五天,一天一人,就累坏了,也厌烦了,于是叫来田婴说:“官员的考核,以后你来作吧。”

田婴从此掌上了官员考核的权柄,任意挥舞,操纵朝廷,人们都巴结他。但也有人看不惯,就提醒齐威王说:“年底的上计(考核),至关重要,您必须亲自看,否则就不知道官员们的奸佞得失。”

所谓上计,这是战国时代君王对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据商鞅说一共要考核十三个数,比如辖区内的人口、牛马、饲料、粮食等等,非常量化,其实还不止这些,又有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土地垦辟等等,都是上计的内容,细致量化不必现代差。在年初,各地区和中央各部门的考核目标都列出来,写在木板上,由君王拿一份,臣子拿一份。

于是齐威王拿着自己手上这份考核指标,亲自听官员们的年底述职。田婴故意使坏,让手下人专拣琐碎小帐汇报。齐威王从早上听到晚上,饭都来不及吃,听得脑袋都大了。好不容易完事,准备明天继续听。田婴故意修改程序,要他连夜听:“大王,您加加班,给群臣做个表率,起到劝勉作用啊。”

齐威王被他忽悠着,就连夜继续听汇报,终于把自己听得睡着了。田婴赶紧吩咐手下人,偷出齐威王手上的木板,拿橡皮修改上边的数据。古代没有橡皮,就是刀子,直接在木板上把毛笔字迹刮掉重写就是了(所以,文吏又称“刀笔吏”)。那些所以愿意跟田婴拉帮结派的大臣和地方官们,田婴就把他的考核指标修改得与年底结算相符,而忤逆田婴的大臣们,自然就等着考核不及格了。

这是专权者的通有特点,比如魏忠贤、秦桧、高俅、严嵩,他们特别会向上忽悠君王,骗得信任,比如严嵩会写青词,讨皇帝老爷喜欢;高俅、蔡京之徒弄花石纲,给他们的艺术家皇帝喜欢。于是,皇帝们就把国家大权授予他们了。他们就开始专权了。田婴也是通过忽悠齐威王,讨得宠信,骗得总揽朝纲的权柄。而赵武灵王则是主动放弃了权柄,他把王位传给赵惠文王以后,自己长期在外打仗,按韩非子的说法是“不以身躬亲生杀之柄。”于是公子成、李兑处理朝纲事务,抓实了行政权柄,成了专权之臣。

有人会说,君王反正忙不过来,让权臣去忙,不也一样吗?不一样,权臣的素质往往不高,他们通过坑蒙拐骗上级、邀得宠爱而上来的,当然素质低劣。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拉帮结派,以巩固自己的权臣地位。比如说,朝里有能人,但是不走他的路线,不肯跟他结好,他就要利用职权,打击迫害(比如秦桧之杀掉岳飞)。最终,权臣把朝堂上下全都布置上了自己的人马,安插得全是自己的亲信,这个国家也就危险了。除非他是个高素质的人,带着自己的亲信能治理好国家,比如诸葛亮、张居正,大约可以算在这一类。可惜,历史上更多的权臣没有诸葛亮那么一心为公,更多则是胡作非为,往往牺牲国家利益,不惜巩固自己小团体的地位和私利。比如赵国的权臣李兑,在制定外交策略时,不是从赵国利益出发,而是看哪个国家能赠他私人以封邑,他就交好哪个国家。秦国的权臣魏冉也是,不惜发动大秦兵劳师袭远,去中原以东攻打陶邑,为了把陶邑作为他自己的封地,这就是所谓的备受人指责的“近交远攻”,于秦国利益丝毫无补。

至于权臣为了巩固自己小团体利益而迫害不肯附己的贤能,比如秦桧之杀岳飞,这种例子,想来在前秦也不少,只是由于史书的缺失而无甚记载。贤能被迫害了,国家自然没发展了。更糟糕的是,所有人都听他的话了,也就没了制约,由着他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他要么就渎职不干活,如果他干活,那又没人敢给他提意见,于是干起活来经常犯愚蠢的大错误。孟尝君就是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