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屠”入川（第2/3页）

第二封电报就是煌煌圣谕，宣布：“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威望素著，前任四川总督，熟悉该省情形。该督病势，闻已就痊，着即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向来勇于任事，不解劳瘁，即着由上海乘轮，即刻起程，毋稍迟延。”上谕再度强调“剿抚兼施”的方略，并明确在岑春煊未到之前，端方先行处置。

第三封电报还是来自盛宣怀，这位作风细腻的部长对岑春煊的行程作了安排：从上海到宜昌，由招商局专轮护送，而从宜昌到重庆则准备借英国或德国的小军舰出行，“正值大水，若无阻，可速到”。

至此，面对遍地烽烟的四川局势，朝廷的应对阵容算是确定了：端方继续专门办理铁路国有事宜，岑春煊则负责剿抚“会党乱匪”，在岑春煊到来之前，由端方负全责。四川总督赵尔丰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他的下台已经毫无悬念，只待两位钦差大臣到位。同日，朝廷下令从陕西和湖北调派军队入川。

岑春煊在发给盛宣怀的回电中，在官场八股之外居然还有句口语：“川事闹到不可收拾，真怪。”

岑春煊的任命宣布后，他在上海何时动身顿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问题。9月17日，在京川籍干部们就联名致电岑春煊，恳请他早日动身，以便“川民早慰霖雨之望”，“上纾朝廷之忧，下拯川民之厄”。而重庆商会在发给旅沪保路会的信中说：“岑帅奉命入川，群情欢跃，乞请翁面呈惨状，恳设法急解川危。”

但岑春煊似乎有意打打太极拳。他致电内阁，提出希望带两广总督下辖的滇军部队入川，同时应先发通电文告，劝谕四川民众要珍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或许能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盛宣怀对岑春煊调动滇军大不以为然，认为远水不解近渴。盛宣怀通知他，端方已经主动要求在宜昌办公，请岑春煊赶紧入川。

9月18日，盛宣怀再度电催岑春煊动身，话语已经不耐烦。他说端方滞留在湖北，还可以解释为要与湖广总督瑞澂多商量细节，而你岑春煊滞留在上海就说不过去了，“可否请今晚速乘江轮赴鄂”。盛宣怀称摄政王已经表态，只要岑春煊入川就安排川督的位置加钦差大臣名号。着急的盛宣怀同时还电请瑞澂催促岑春煊动身。

岑春煊却丝毫不为所动，继续自己的打太极表演。9月18日他从上海发出了第一道给四川全省道府厅州县武营的命令，要求官员们对民众“不得妄加捕治”；“其因乱事拘拿在先者”，在地方安定之后，情节轻微的立即允许保释，情节严重的必须等他到后再行审判，“不得擅行杀戮”；如果“奉行不力，或贪功生事，一经觉察，立予严惩”。这一招根本就没有与工作在第一线的赵尔丰商量。各地电报局将电文直接送达州县政府，张榜公示，完全打乱了赵尔丰的此前部署，等于将前线将士及政府官员的手脚全部捆了起来。

随同这份命令的，还有岑春煊一份煽情的《告蜀中父老子弟书》，温情脉脉，娓娓道来，也要求各地政府立即张榜公示，务使全川家喻户晓。这份公开信满是老友重逢的温情。

公开信开头就是：“春煊与吾蜀父老子弟别九年矣，未知吾蜀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与否？春煊则未尝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遘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与吾父老子弟相见，频年契阔之情，竟不胜握手欷歔之感。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吾蜀父老子弟一思春煊此时方寸中当作何状耶？”

上海吴淞火车站。岑春煊被慈禧外放到两广，到了上海称病不前。上海不仅股市成为全民赌场，也是各色官员的避难场所。

在公开信中，岑春煊与父老子弟相约，一切未决之事等他一到就“开诚布公，共筹所以维持挽救之策”。他还承诺“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杀一人”，并表示已经电令蜀中地方官吏“极力劝导，勿许生事邀功，以重累吾父老子弟”。

这封公开信同样也未经与赵尔丰的讨论，也未事先请示中央政府。两份公开文件等于在赵尔丰的背后狠狠捅了两刀，令局势更复杂。同日，岑春煊还接见了四川旅沪保路同志会的代表，向他们承诺将尽快释放被捕的众人。

岑春煊的行动令前方的赵尔丰及端方极为反感。《时报》分析说：“端午帅（端方）本与岑西林（岑春煊）有隙，此次岑奉旨会办川事，而旨中又撇去端不提，端更不免悻悻，益以岑公先期布颁告示，而释放蒲、邓，大有一切俟乃公来之意，端、赵皆为不平。闻赵日前有电奏到京，指斥西林专擅，词意极为愤懑，大致谓岑并非地方官，身未到川而已先期发寄告示，指授机宜，并不与督臣会办，其所措施，实与目下实情不合。”

首先反弹的是端方。9月19日，端方致电中央政府，认为既然将川事委托岑春煊，在岑到任前自己代理之事实在困难，“必然处处掣肘”，“为私计，只有力请辞让”，而为大局计则应该将川事全权交给自己处理，让岑春煊专门管理粤事。因为，广东虽然表面平静，但一贯是造反的源头，必须由岑春煊这样的重臣去坐镇。这一建议等于要求中央收回岑春煊的任命，而他则情愿将自己的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的权力分一半出来。

对于端方的这种敌意，岑春煊当然能够感受到。次日，岑春煊正好得到情报说成都之围已解，他顺势请求中央政府收回对自己的任命。在电报中，他提出只要“朝廷开诚布公，不妄戮无辜一人，不短少路款一支”，赵尔丰自能应对，他就不必再入川。吊诡的是，这位似乎处处想维护同僚间和谐的老干部，却又同时致电内阁，提出应将被捕诸绅释放，这样可望“民气稍平，有所希望不至酿成巨变”。他甚至提出，只有将川路公司的所有用款，包括浮滥与亏损都承担下来，给川路公司足额返还所有的款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显然，他要么是没有很好地做功课，忽视了之前中央花了很大的精力才确定的补偿原则，特别是款项发还方面，如何确保一般小股民的款不被中途克扣截留；要么就是明知故犯，与王人文、赵尔丰一样“邀名取宠”。

内阁对他的建议是大不以为然的，在将电报转给邮传部处理的批示中，明确说：“此次川匪肇乱，纯系藉端煽惑，隐有逆党从中主持。”这就是说，岑春煊自觉不自觉地，在基本的情况判断上与朝廷完全不能一致。事到如今，朝廷也没别的选择，就是指望岑春煊出面能先把局势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