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围城（第3/3页）

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到1906年年底，在960名会员中四川留日学生就有127人，仅次于广东、湖南。于是川籍会员童宪章、陈崇功“奉中山先生命”，于1906年潜回重庆征集革命党员，将重庆一个小团体“公强会”改组为“同盟会重庆支部”。不久，孙中山又派熊克武、黄复生等回川，“先把散处各地的同志联络好，并设立机关，吸收党员，扩充力量，作为起义的领导和骨干；然后再组织学生，联合会党，运动军队，发动起义”（熊克武回忆）。

同年，黄兴约请川南哥老会首领佘竟成到日本，由孙中山亲自面授机宜，会党老大摇身一变加入了同盟会革命了。当然，这是同盟会的熟络手段，最便捷的扩张办法就是与本土势力合流，融入哥老会等组织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同盟会势力渗透之后，正是政府大规模推进新政改革之时。同盟会先后在四川策动了近十次暴动，泸州、红安、叙府、隆昌、广安、嘉定等分别成为战场，但旋起旋没，都没成功。而四川同盟会为革命的最大贡献，除了策动保路运动走向武装暴动外，还有三位名人：“革命军中马前卒”、巴县人邹容；浩气长存的黄花岗烈士、内江人喻培伦；“歼除大憝，以收统一速效”、金堂人彭家珍。

四川总督府枪声一响，同盟会为之欣喜若狂。黄兴等一扫黄花岗暴动失败后的气馁，“已灰之心复燃”，立即致电在加拿大的冯自由，请他转告在美国的孙中山，自己“不日即将赴长江上游参加鄂省起义”，“请设法急筹大款，以谋响应赞”。孙中山也很兴奋，在写给朋友萧汉卫的信中说：“近日祖国风云日急，四川已动，若能得手，则两广、云贵、三江、闽浙不得不急起而为之援应，到时弟或有不待筹款之成而立当回国也。”

在另一封写给他的美国军事顾问咸马里（Homer Lea，又译荷马·李）信中，孙中山说：“近日四川省起大风潮，为民众与政府之间发生铁路争端所引起。我党在华南的总部诸君大为激动，因为谣传四川军队已卷入纷争。如所传属实，则我党人拟策动云南军队首先响应，而广东军队亦将继起。但我不相信此一传闻，因我们从未打算让四川军队在国民运动中起首倡作用，这方面它尚毫无准备。据官方报道，四川新军拒不服从总督的作战命令，但亦未加入民众一边，即持中立态度，我认为此与事实相符。”

实力决定地位

在四川局势日益糜烂、群雄逐鹿时，理念之争早已退居次位，实力才是第一要素。本来这就是一个实力派的社会，谁的腰杆粗、拳头硬，谁就说了算，如同美国电影《阿凡达》（Avatar）所揭示的：谁胯下的鸟大，谁就是老大。

在风起云涌的四川，此时“最大的鸟”就是哥老会。四川是个会党势力泛滥的省份，哥老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哥老会遍及四川各阶层，帮会成员占全川成年男人中的九成，有“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非帮会成员）”之称。哥老会分“仁、义、礼、智、信”五个堂口。仁字号主要是豪绅地主、文武官员、士大夫及社会上的其他上中层分子；义字号主要是各种商人们；礼字号则是持霸逞强的地痞流氓、强盗土匪、清军士兵等；智字号和信字号则是下层群众。每个堂口的大号居然都是其最为稀缺的东西，仁字号无仁，义字号不义，礼字号非礼。

全民皆黑之后，哥老会成了一个各种利益团体混杂的大杂烩。贫民入会，当然是为了温饱而奋斗，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或许是整个世界；富贵之家入会则不仅是自保，而且是一个拓展社交圈的机会，类似今日不管有无文化都蜂拥读EMBA培训班，镀金之外，为的是多交朋友，结成利益同盟。当时的《四川官报》《四川月报》记载：“绅粮之家亦有在（哥老）会者，各为借此保家，实则广通声气，以自豪恣，于是会党哥老便无孔不入，渗进四川社会各阶层中，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官人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

哥老会有着严格的堂规纪律，违者都会被处以极其严酷的刑罚，如“三刀六眼”、“挖坑自跳”（活埋）、“吹灯”（挖眼）、“砍丫枝”（斩手足）等，这保障了一个庞杂的会党组织能令行禁止，富有超强的战斗力。

同盟会本是会党出身，“会”眼识英雄，他们认为“四川帮会的势力强大，散布的地区广，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他们的方针就是“因地制宜，互相联络，联合哥老适时起义”。可以说，对保路派，同盟会采取的是逼宫的做法；而对哥老会，同盟会则是投怀送抱、身心交融。吴玉章、熊克武等同盟会员在香堂上歃血为誓，加入了哥老会。许多哥老会首领，如张百祥、佘竟成、秦载赓、张达三、张捷先、罗子舟、胡朗和等，也加入了同盟会。

刀兵四起，四川乃至全中国的局面已经容不下什么道理、主义，一个枪杆子解决一切的新时代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