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新要求（第2/3页）

类似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很普遍，但是现在却不会再发生了，为什么？就是因为随着人们物质欲望的不断满足，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人自身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具体化到经济发展或经济建设中，过去人们可以不顾生死，不要健康，为博取温饱而艰苦奋斗，而现在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为了经济发展而需要付出的人本身的代价。

值吗？在衡量物质财富的天平上，人的健康和安全的砝码越来越重。

先说安全问题。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安全事故是不可能避免的，上个世纪这个问题不可能没有，但是远没有现在这样越来越多地引发人们对于生命权的关注。有这样一个统计：2005年，我国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是0.7人，工矿商贸企业人员10万人生产安全故事死亡人数是3.85人。845中国是一个富煤的国家，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能源，煤矿成为推动产煤地区GDP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大量存在的小煤矿由于管理不到位、安全技术装备水平低等，造成的事故隐患也比较多，虽经多方治理，从2002年起这一数据在不断下降，然而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仍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2006年，我国共发生2976次安全事故，死亡4746人，每百万吨煤死亡率2.04人，而同期美国只有0.03人，南非只有0.13人。846

矿难

2003年的非典危机、2011年的温州动车组事故，以及不断发生的煤矿安全事故，不断地推动人们去反思我们改革的最终目的，发展的最终目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搞建设、谋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并非不计代价”，“中国要发展，但不要带血的GDP”。847

除了安全外就是健康问题，从铺天盖地的保健品、营养品、健身馆等各种各样的广告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于健康问题的关注。发展中的健康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社会财富过程中的健康问题，一是消费社会财富过程中的健康问题。

社会财富生产过程中的健康问题就是指我们通常所讲的职业病。工作是需要体力、脑力消耗的，这是小问题，关键是任何工作都是在一定的工作环境中的，农民会接触农药，工人会工作在噪音、粉尘里，办公室的白领也会受到久坐、电磁辐射的困扰。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劳动本身还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如果劳动让人们不健康，劳动还是人们的第一需要吗？

社会财富消费过程中的健康问题，其实基本上就是吃的问题。三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胖还是人们希望的存在状态，人们常说，“你看人家长得多好看呀！胖胖的，富态。”那个时候，“瘦猴”基本上是营养不良的代称，人们也会从中判断出此人的生活品质和社会地位，二十年过去了，人们的观念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现代中国，许多中国人开始为营养过剩带来的肥胖、高血脂、高血压等身体健康问题而发愁了，这是中国在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后的人们所始料未及的。2002年，我国有近3亿人超重和肥胖，全国18岁以上成年人超重率为22.8%，肥胖率为7.1%，而这个数据到了2010年就达到了32.1%和9.9%，848目前18岁以上居民中，高血压的患病率为18.8%，人数有1.6亿；糖尿病患病率为2.6%，人数有2000多万；血脂异常的患病率为18.6%，人数有1.6亿。849当然，人们对健康问题的关注不仅仅只是热量和营养的过剩，还有食物消费过程中的激素和各种食物添加剂所产生的健康安全问题，譬如速成鸡产生的人们对身体健康影响的担忧，譬如各种食品添加剂、甚至三聚氰胺、塑化剂等产生的人们对身体健康状况的担忧等等。

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那是七十年代中国普遍的贫困化推动的，它为的就是实现共同富裕，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在物质财富匮乏的年代，财富与幸福之间是画等号的，对物质的追求就是人们追求幸福的直接内容。为了增加物质供给量，所有的人都围着“钱”转，个人追求财富，企业追求利润，政府追求GDP。跟着钱的屁股后面转了三十年，人们忽然回过神来了，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吗？财富和幸福之间是画等号的吗？于是我们又把注意力的焦点转回到人自身上来，科学发展为什么强调“核心是以人为本”，正是与人们这种观念的转变相一致的。

第三个问题，非均衡发展的手段性是不是在异化？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平均分配，让很多人“磨洋工”，因而也极大地影响了生产的发展。适当的贫富差距是我们需要的，因为它会刺激生产力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改革开放采取了非均衡发展的模式。

中国的非均衡发展包括两条：一是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二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也是邓小平的第一个“大局”思想。但是大家要知道，邓小平第一个大局是为第二个大局服务的，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850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实现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宏伟目标，但是事实可能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富得如此之快、富裕的程度如此之高，让人们一时难以接受。而且人们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我们的道路并不是按照预想的那样“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是难以扼制地按着“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路子走下去。新世纪以来，这种因贫富差距而产生的影响和带动作用，逐渐被因贫富差距而产生的被剥夺感和不安全感冲击。也就是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刺激作用不断减弱，而产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新世纪以来，突然大量增多的富豪的被杀、被劫持等刑事案件851实实在在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因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而产生出来的“仇富”心理，也不断地碰触人们敏感的神经。社会仇富心理增加了“富人”的不安全感。

二十一世纪之后，安全门、防盗门、小区保安，以及各种安保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四川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在李海仓事件之后开始聘请“几名有经验的退役军人”作为贴身保镖，四川省公安厅还特别为他开设24小时的保安热线，保护他的人身安全。重庆警方“明确提出将为128位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通过‘保护知名企业家联络办公室’，协调各级公安机关和各警种，保护企业领导人尤其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家的生命财产安全”852。如果觉得保护还不安全，那就只有移民了。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海外，47%正在考虑移民。”853不知是不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