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岁月（第3/4页）

同一天，薄一波代表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递了个《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认为1958年“粮食可增产三成，棉花可以增产三成到五成”，“钢将达到1000万吨，煤将达到2.1亿吨”，并认为“1959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可能有一个比今年更大的跃进。这样经过三年苦战，我国就可以在钢铁及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6月22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做了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二到三年，二年是可能的。”605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

北戴河会议精神很快就传达到基层单位，从9月份开始，在工业企业当中，打破常规，为了完成全年的生产计划，实行大干苦战，提出“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的口号，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生产记录不断刷新，高产“卫星”不断升空。宣传报道也搞得热火朝天，敲锣打鼓，喜报不断，推动职工之间展开了“火热的”、“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

在城市加班加点、热火朝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农村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宣传数据的刺激，提出与工业发展相适应的高标准、高要求。1958年1月3日，汕头报出晚稻亩产3000斤的消息，2月23日，贵州金沙报出水稻亩产3025斤的记录。

1958年，气候条件比较好，因此，早稻与小麦收成比较好，成功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战斗激情，八届二次会议之后，高昂的热情在“批右”和“跃进”指标的作用下，虚报浮夸现象逐渐升温，各地竞相报道高产“卫星”。606

大炼钢铁

6月16日，河北省临章，3650斤。

6月18日，河南省商丘县，4412斤。

6月21日，河南省辉县，4535斤。

6月23日，胡北省谷城县，4689斤。

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5103斤。

7月12日，河南省西平县，7320斤。

8月1日，湖北省孝感县，15000斤。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徐水县视察，县委书记张国忠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听后大加赞许，并对粮食吃不完表示忧虑。

8月13日，湖北省麻城县，36900斤。

8月22日，安徽省繁昌县，43075斤。

8月27日，《人民日报》通栏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9月18日，广西环江县，130434斤10两4钱。

大规模的虚夸，不仅搞乱了人们的头脑，而且搞乱了国民经济的统计。1958年7月，农业部汇总各省上报的粮食估计产量，竟达1万亿斤以上，中央都不信，砍去三分之一，宣布估计年产量6000-7000亿斤，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了人们的需要607。

工人浮夸，搞坏的是国民经济的统计和人们的头脑，但是农民的浮夸却是真真实实搞垮了自己的生活。

粮食的大量“增产”产生了四个严重后果：

第一，大办食堂，免费吃饭。由于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所以“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第二，提高征购比例。伴随着高产量的，必然是高提留、高征购，1959年10月，中央批准了农业部提出的全国粮食产量争取达到6500亿斤的报告，导致这一年比1957年多征购360亿斤，达到1348亿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仍高达1021亿斤。608

第三，减少耕种面积。单位产量提高了，粮食总产量提高了，吃不完怎么办？会浪费的！1958年作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609如以1957年粮食亩产计算，等于1959年全国减少了169.5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第四，减少农业劳动力投入。工业化需要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1960年，全国职工达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达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610。与此同时，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611。即使是农村劳动力，也被工业生产与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大量抽调，甚至导致部分粮食都不能收获归仓，彭德怀收到的字条，“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正是这种现象的真实描述。

搬起石头的农村领导干部，砸了广大农民的脚。

祸不单行，1959-1960年，连续发生三年严重自然灾害。612“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613。

雪上加霜，1960年中联关系破裂，苏联逼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1960年仍然出口粮食53亿斤。同时因为政治需要，三年困难时期仍然有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1960年，外交部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支援阿尔巴尼亚小麦15000吨，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援助15吨。

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民614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难熬的饥荒岁月。615

“人民太饥饿了，一点劳动的力气也没有了，猪也太饥饿了，都站不起来了。”616

灾难性的全国大饥荒，无数人因为缺乏食物而死去。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张恺帆回忆录》中说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饿死约500万人；《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中说，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0.6；张广友在《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说，山东省减少了500万人口。

三年大饥荒，到底中国饿死了多少人？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杨继绳称“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600万”617；费正清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认为死亡人数为1500万至2500万618；菲力普·肖特的《毛泽东传》中认为“额外”死亡人数2000-3000万619；2009年4月8日，袁隆平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说，“饿死了四五千万人”；阿什利·约翰森·科勒（Ansley Johnson Coale）等人的研究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人左右；2004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饥荒导致了多达2000万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