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硬石”抬高一点（第2/3页）

从社会学角度衡量，忍是一种社会的平衡，强者与弱者之间，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都有一个进退的空间，弱势方的忍让容易挑起强势方欲望的膨胀，而由此导致弱势方的退让空间越来越有限，直至触及底线，这个底线，西方称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吴思称之为“谷底的硬石”538。

当底线达到了的时候，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于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逼上梁山”的故事再次发生。

然而这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谷底的硬石在哪儿？

这是一个相对主观的判定，既存在于弱势方的心理承受力上，也存在于强弱双方的力量对比及对未来的预期上。因此，对于不同的人，“谷底硬石”存在的高度是不同的。孔子是重礼于生命的，他“不可忍”的事情在平民百姓那里则算不得什么，普通百姓忍无可忍的边界比孔子要低得多，要实际得多。

而就一个社会而言，谷底的硬石却是存在的，当社会整体的压力过大，产生一个能够推翻现存社会秩序的力量时，谷底的硬石就在那里。但这只能是事后的判定。事前，没人能够把握，不仅是强势方，连弱势一方也是这样。因为人们的感受是主观的，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是随着自身认识的变化而变化的。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去改变谷底硬石的位置。通常情况下，强势方需要把硬石按到下面去，而叛乱的制造者则需要把硬石搬到上面来。当然，方法是多样的，例如刘邦可以拿一条白蛇做文章，张角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归根结底都是在努力抬高“石头”的位置，尽快实现弱势方的忍无可忍。

1945年的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抽空去看望了国民党内一向反共的陈立夫，“他用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初期国共合作的情景”，自然免不了要讲到后来的国共分手。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听毛泽东这么调侃，陈立夫“窘迫无以措词”。539

到了六十年代，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的光辉成就时，也总是强调自己是在被逼上梁山的540。

任何人在为自己的行为选择寻找理由时都喜欢说自己是被迫的，以强调这一行为选择的客观必然性，毛泽东也不例外。原本打算“做一个教员”541的毛泽东为什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果说是因为毛泽东同孔子一样“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说毛泽东同林冲一样是被“逼上梁山”的，则多少带有矫情的味道。

中国共产党是否是被“逼上梁山”的？如果仅从1926年《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报告》的内容来看，站在任何一个强势方的立场想一下，“清党”是必须的选择，“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是谁逼谁的问题。当然，“四一二”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则毫无疑问是被“逼上梁山”了。

被逼上梁山的中国共产党，要想生存下去，要想推翻蒋家王朝，要想解放广大劳苦大众，实现社会主义，光靠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他必须要有所依靠。依靠谁？当然是依靠他想要解放的最底层的贫雇农们。为什么要依靠他们，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上最大多数的群体，拥有着最强大的力量；二是因为他们是最一无所有的，因而也是最需要革命的。

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力量，但是广大劳苦大众为什么要和你站在一块呢？为什么要成为你的靠山呢？为什么要跟你对抗政府呢？上述的两个原因，仅仅是理论上的，现实的逻辑却是强大的力量并不一定要发挥，剥削和压迫也并不必然导致革命的自觉。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农民是不知道马克思的，也没有读过《资本论》，不知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不知道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他们只知道“切身的”利益，跟共产党闹革命会给自己带来切身的利益吗？他们不确定。另外，农民也不知道剩余价值，不知道剥削，也不知道民主和平等，他们只知道农忙时给地主打短工至少可以使自己吃得更好，并且可以补贴家用，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按部就班的，上一代就是这么过的，正如亚瑟·亨·史密斯所说的“灾难降临时，他们只知道默默地忍受”。尤其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共产党对于老百姓来说，并不是一个熟悉的词语，也并没有一个光辉的正面的形象，长期的战乱，也使老百姓讨厌军队和战争。

中国共产党要完成领导革命的任务，必须要完成对群众的改造与教育：

第一，让群众明白，他们是受剥削者，是受压迫者，他们应该起来革命。

第二，让群众相信，共产党是为他们服务的，跟着共产党一定会过上美好生活。

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做群众工作”，其重点是宣传教育，实现人们的观念认同和价值认同。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了。1927年12月在攻打茶陵之后，他就明确规定了军队的三大任务，即“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向群众做宣传。”要求每个红军战士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

1928年10月的《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专门就“宣传问题”作出规定，指出“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强调“苏维埃、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红军、暴动队，都须制定专门宣传纲要，加紧宣传，深入到群众的脑海中。”

1929年初，当红军计划向赣南闽西转移时，宣传机构进一步细化，成立了工农运动委员会，由宋乔生为主任，设宣传股、民运股、青年股和妇女组，专门负责沿途的群众宣传工作。

为什么要做好宣传工作？毛泽东在1929年的一段讲话说得很清楚，“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的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542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很难尽述，有几种宣传方式是最常用的：

1.标语口号。这是红军最常用的方式，红军过后，到处可以见到留下的标语口号，有的是政策宣传，有的是动员，有的很直白，如“拥护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有的很有煽动性，如“打土豪、分田地”，直到现在，这种方式我们仍然在大量使用。而这些随处可见的标语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舆论氛围，“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