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与“发现”（第3/3页）

白色恐怖

毫无疑问，武力清党是国民党的断臂疗伤。但是自从这次断臂之后，国民党实力大损，性质大变，由一正常人而成“残疾”。1928年4月10日《中央日报》的一篇文章曾这样写道，“本党不幸，为实际需要所迫而有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陷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516。即使是积极清党的白崇禧也这样感叹，“此次清党后，即发生许多以党营私之假革命党，尤在上海一隅，更加其甚。藉清党为名，奸人妻子，掳人财物，敲诈剥削，随便杀人，以致人民怨声载道。……故民众对本党已渐失信仰。”胡汉民在一次演讲中也说，“清党，清党，许多罪恶，借之而生。土豪劣绅，弹冠相庆，振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把许多健全忠实的少年同志，一网而尽。绅士皆大笑。”“国民党之基础乃大危。”517

统一战线分裂，中国共产党受到严重的打击，虽然说是共产国际一手造成的，但是无论如何，承担责任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内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重压之下的陈独秀退出中央，由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时代结束，后越走越远，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开始了武装对抗国民党的历程。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匆匆忙忙地召开了22个代表参加的“八七会议”。虽然短（只开一天），虽然仓促，虽然人数不足半数，但这是一个转折意义的会议：一是开始重视农民的力量，准备开展土地革命；二是开始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路线方针的变化和人事的变动是紧密相连的，当前一路线方针出现问题时，批判者就会因适时的批判而替代前人，新的路线会继而代替旧的路线方针发挥作用。

国民党的清党引起了共产党的强烈反弹，八七会议后，“陈教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518。同样是知识分子的28岁的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一反过去软弱的合作态度，代之以以牙还牙的武装斗争，不顾敌人的强大，不计得失地发动全国城市工人和农民举行总暴动，从1927年秋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和领导了一百多次武装起义。

1928年6-7月的六大上，鉴于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给党和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共产国际对“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的强调，选举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实际上掌握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的是与瞿秋白同岁的李立三。李立三与瞿秋白的路线大同小异，在共产党迅速发展了两年之后，趁蒋介石与各派军阀混战之时，同样要求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然而这次进攻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却给党的发展造成了更加巨大的损失。1930年12月5日，李立三赶赴苏联接受批评，反复检查了七年，还坐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牢。

1931年1月，27岁的王明，在中山大学校长兼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米夫（1901-1939年，当时也只有30岁）的支持下，快速取得中央领导权，搞了一个反右倾斗争，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6月，最高领导人向忠发叛变，王明指派24岁的博古负责中央工作。10月，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实际上仍左右着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长达四年。

从1928年到1935年，中国共产党一反1927年以前的退让、求和谐状态，燃烧着飞蛾扑火般的激情，不断地在左倾的道路上徘徊，先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继之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再后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直到碰到他的南墙——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经过一年的激战，左倾的阵地战打法最终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放弃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前十五年，两次由高潮跌入低谷，第一次是国共分裂，中国共产党由近6万减少至1万，损失80%；第二次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之后，红军和党员数量从原来的30多万，减少至3万多，损失90%。而这两次头破血流的惨痛教训，一次是右倾造成的，一次是“左”倾造成的。

也就是在这两次路线失败之后，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才真正开始主导中国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