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还是夺取（第4/4页）

蒋介石上台后，对“党德”、“军人道德”建设问题更是无力为之，以致贪污腐败、世风日下。就连提倡节俭、反对奢华的“基督将军”冯玉祥都说，他自己的西北军哪里都好，就是一见不得钱，二见不得女人478。连他的部队都是这样，其他的部队就更可想而知了。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苦熬八年的国民党官员面对胜利，首先想到的是发财的机会。“接收”变成了“劫收”。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事后回忆说：“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海军总司令部派至天津的接收大员刘乃沂上校，不到半年，“有大小别墅五六处，姨太太五六个，汽车数辆，金条数百，珍珠数百。”当时上海接收敌伪财产时的场景相当混乱，被接收的不仅仅是敌产，中国人的私人财产也被接收大员趁机占为己有。上海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私吞房舍一千余栋，汽车八九百辆，黄金万余条，还有珠宝无数。上海市长钱大钧则私卖敌伪物资42亿元。479后来蒋介石也曾经对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然而，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的，并不仅仅是中上级军官，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不能免俗。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忠信可靠”的刘峙被任命为徐州“剿总”总司令（淮海战役总指挥）。刘峙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急电李延年，命令第100军星夜开赴海州，以加强海州和连云港一线的防务。但两天后，刘峙又决定放弃海州，再电李延年向徐州靠拢。还没等李延年做好撤退徐州的部署，新浦盐店一个姓唐的经理前来求见。李延年知道此人是专为刘峙搞贩盐生意的经纪人，便让他进来。唐经理一见面就对李延年说：“刘老总来电要我随司令一道回徐州。”李延年闻听大吃一惊，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徐州？”唐经理说：“刘老总给我打电话了，说是国军要放弃海州，要我赶快把这里的账目结算清楚，跟随司令官一道回徐州，路上有司令官照顾会安全一些。”李延年气得火冒三丈。事后他对蒋介石派来的战地督察官李以勖说：“刘经扶看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真是岂有此理！这样泄露军事机密，不败何待？”

1949年，共产党将要过长江时，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找到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说：“士兵的薪饷很差，伙食也差，你必须设法改善他们的状况，否则他们很难保卫上海。”紧要关头，上海商界人士捐了一大笔钱，但吴国桢坚持要点人头，按人头发。过了一段时间，吴国桢到一个庙里参加一个追悼会，跟方丈聊天时才知道，他庙里的300多名和尚在吴国桢点士兵人头时，都演了回士兵。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汤恩伯说部队缺少汽油，于是吴国桢又从商家筹集经费，给军队买了汽油，过了一段时间，警察局长向市长报告了一件事情，说警备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抛售汽油。

无论是汤恩伯还是刘峙，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汤恩伯有“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美誉，刘峙有“捞钱司令”的美誉，高级将领都腐败如此，上行则下效，国民党时期的腐败状况可以想像。

蒋介石对这些状况不是不知，而是回天无力。1948年1月，蒋介石曾在一次讲演中说：“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480预言很快就应验了，一年后，国民党不得不退出了大陆。

蒋介石在写日记

司徒雷登在总结国民党失掉大陆的原因时，也曾经如此说：“整个来讲，不论是对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民），或者是对国内国外的观察家，共产党都能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她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业的，她是真正希望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希望中国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获得一个真正独立而强有力的地位。”481“在共产党取得全国（大陆）胜利之前，他们对其控制地区的统治很少表现出集权主义的倾向；他们似乎是仁慈的、宽容的、友善的，他们的原则是自己活，让他人活，而且帮助人家活。1947年、1948年和1949年，当他们节节胜利，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地区、一座又一座城市的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受人欢迎的‘解放者’的行动。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她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可悲的是某些国民党员缺乏这种精神。”482

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把自己失败的原因总结了四条，其中，第二，违反国父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第三，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个人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大业。正因为如此，他说他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他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483

这样的党，这样的军人，这样的军队，如何能让人们信任他？如何能让人们容忍他？“德者得也”，这一点理解起来不难，但做起来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