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灵甫的悲剧（第2/3页）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到日本就认识到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组织严重不纯。在他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认为，“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401。由于认为国民党已不能再领导革命继续前进，才成立中华革命党，为了避免人心涣散，还要求立誓并按手印。

1919年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为广泛吸收党员，放弃了按指模、宣誓效忠等有帮会色彩的条件，入党条件极宽，经党员两人介绍，交纳党费10元者即可入党。

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但只是名义上的，事实上只是大大小小不同军阀的松散联合体。按李侃如的说法就是“华北、东北、西北和西南的军队只在名义上是蒋介石的盟友，而不愿直接效忠中央政府。”402军阀们归顺国民党，并不是因为坚定的三民主义信念，而是因为利益权衡之下的理性选择，受到了“南京政府等级制中的显赫职位”的吸引。而蒋介石也认识到这种联合的松散性，但是，形势的需要使他又不能不接受这一现实，于是他也只能把它看作一种“权宜之计”，所以说国民党对全国的统一基础是各自心怀鬼胎的。

刚统一中国不久的将介石就在1929年1月搞了一个编遣会议，要求军队裁员80万。当然这里涉及到裁哪些人的问题，对于各军阀来讲，这就是一个“杯酒释兵权”的过程，于是就开始了大小军阀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展开的讨蒋行动。1929年3月，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反蒋；1929年5月，冯玉祥反蒋；1929年12月，唐生智联合石友三反蒋；1930年5月，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联合反蒋。在围剿中央苏区之前，国民党的军队一直在内乱的过程中。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国民党仍然处在各系各派的勾心斗角之中。在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中，中央红军能纵横11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除了跟她顽强的意志和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之外，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内部的这种勾心斗角、打击异己、保存实力的心理。中央政府想借机一箭双雕，既消灭红军又铲除地方军阀，这种心思各省军阀都十分清楚。在这种形势下，地方军阀不仅害怕被红军消灭，更害怕被南京消灭，同时还想利用红军打击对手以扩大地盘，就是这种相互防备的矛盾心理给了红军无数的可乘之机。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准备转移，正在这时，粤系军阀陈济棠为了“送客早走”积极派人和周恩来联络，在秘密谈判后达成了“五项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10月9日密谈成功，10月10日晚上，红军主力就开始长征了，由于有了五项协议为基础，红军在“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中轻松突破了一、二、三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蒋介石电令桂系白崇禧集结主力于灌阳（广西桂林市下辖县）以北各关口，与湘军合力组成第四道封锁线。历来与蒋不和的白崇禧自然知道如何处理这一命令，当得知红军已进攻道县之后，明白红军必须要过境，于是借口南线兵力不足，于11月21日夜亲自下达了转移大军于龙虎关的命令，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第15军撤往恭城，灌阳全县完全开放，致使65公里防线无兵防守达七天之久。然而当时的红军最高军事领导人李德并没有明白“其中玄机”，从而错过良机，使得湘江之战成为长征中最惨烈的战斗，中央红军由原来的8.6万人，只剩下3万人，导致后来老百姓“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

1934年12月，红军被迫进入贵州。贵州是王家烈当家，被称为“贵州王”。蒋介石认为“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因为“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403薛岳部队（中央军）的两个纵队，受蒋介石之令，404不管王家烈是否愿意，也不和红军恋战，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薛岳进城以后，不提追剿红军的事，倒是把王家烈的卫戍司令撤了，换成了郭思演，还搜集了“关于贵州行政紊乱和财政奇绌”的情况材料。就在薛岳坐镇贵阳与王家烈争权夺势之时，中央红军乘机在黔北休整了十二天，“使红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405更重要的是还顺便还开了一个会，叫“遵义会议”。在贵州，蒋介石最大的收获就是使王家烈变成了末代“贵州王”，后面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由于有了贵州的前车之鉴，1935年4月底，当红军进入云南时，“云南王”龙云除令孙渡406赶紧回师外，还令云南省内部队回守昆明，使得中央红军进至昆明北部寻甸、禄劝、元谋地区时，如入无人之境，活动了几天，消灭了一些地方团队，补充了一些所需的物资。5月10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到昆明督促龙云追剿红军，龙云表示了对中央的忠诚，但婉言拒绝了薛岳中央军进驻昆明的要求。也正是因为龙云的这一些举动，中央红军全部人马才趁机渡过了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在统治大陆的二十二年里，蒋介石一直试图消灭这种“派系观念”和“地域关系”，但是他基本上都是采用权谋的方式去解决的，正是这种解决理念，使他的治理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上，面和心不和，最终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好。

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中国发生了解放战争中最著名的淮海战役，解放军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就在11月6日夜里，黄百韬跟南京派来的“总统战地视察官”李以劻交心：“如果我被围，希望别的兵团来救不可能。古人说：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这次战事与以前战役性质不同，是主力决战，关系存亡。请告刘老总（总司令刘峙），注意激励各级战场指挥官，否则同归于尽，谁也走不了。”事实正如黄百韬所料，经过十天的战斗，解放军就全歼了其部队10万余人，黄百韬自杀。战后，剿总司令刘峙总结时列举了十三条失误，其中有这样两条：一、战区间协同不良，兵力转用欠灵活，尤其是黄维兵团未能及早东进参战，失去战机；二、各部队长官个人之间，平时精神上有隔阂，战时不能有效协同，以致虽有大军，也难发挥最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