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作用（第3/3页）

康有为要在体制内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样要把孔子当作“敲门砖”来用。但是他把孔子当敲门砖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学别人一样去考试，没有敲开通向帝师的大门，于是他就开始对孔子进行改造。

1891年，康有为在陈千秋、梁启超的协助下完成了《新学伪经考》302。表面上看，这是一本关于今古文之争的学术著作。

相传儒家的经典著作《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孔子编订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焚书坑儒，除官方外，民间的《诗》、《书》等，一律毁弃。汉朝建立后，儒家重受重视，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当时有一个秦朝时的博士，叫伏生，记得《尚书》的内容，但已经90多岁了，“老不能行”，于是文帝便派太常事史掌故晁错前往求教，得到伏生口述的29篇文章，就是后来传世的《尚书》，称之为《今文尚书》。

汉景帝时，又从孔子故宅的夹壁中发现了孔子九世嫡孙孔鲋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藏起来的用古代蝌蚪文写的《尚书》，比汉文帝时伏生口授、用隶书书写的《今文尚书》多了16篇，共45篇，故称《古文尚书》。

《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在书写文字、篇幅、内容上都不同，由此，爆发了今古文之争。从汉武帝到西汉末年，今文经学处于官学的正统地位。西汉末年著名学者刘歆大力提倡古文经学，后来他帮助王莽建立新朝，被封为国师，在权力的作用下，古文经学地位也青云直上。汉以后是三国混战，因战乱，《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又都遗失了。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又献出一部《古文尚书》，共58篇。之后，这部《古文尚书》就成为经学研究的主要依据，也是宋儒学所尊奉的经典，一千多年来，读书人都把“古文经”奉为正统。

康有为认为，“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303所以古文经学是新莽一朝之学，只能称之“新学”。正是由于孔子圣道被颠覆，六经被篡改，受其影响的人被蒙在鼓里，社会才出现混乱，人心大坏，统治者骄奢淫逸，皇帝放纵无度，权臣横行无忌，置中国陷入危机于不顾，这就是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主要思想。

1897年，康有为又着手写了《孔子改制考》，全书共21卷，约34万字，由陈千秋、梁启超、韩文举、梁朝杰等十余名学生协助编成。长期以来，孔子被认为是信古、好古的，“言必称三代”，而康有为却认为，孔子并非守旧者，而是托古改制的先驱，是一位伟大的革新者。“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所谓尽君道，尽臣道，事君治民，止孝止慈，以为轨则，不必其为尧舜文王之事实也。”304康有为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中说：“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

《新学伪经考》在广州出版后，因其雷人的观点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各省纷纷翻印。1894年夏历七月，有人弹劾康有为“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305。8月，朝廷发出上谕，命两广总督李翰章查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否离经叛道，李翰章派知县李滋然办理这件事。

对梁启超十分欣赏的李滋然写了一份措辞极为巧妙，用意可进可退的审查报告：“此书大旨以尊崇孔子，攻诘刘歆增窜六经为主，自命为两千年来未有之卓识。全书援据之博，雠校之精，深思锐入，洵可称艰苦卓绝。但自信过深，偏见遂执，有不合己意者，则妄加窜改。有不便窜改者，反诬为古人窜入。深文剖击，不遗余力，岂足为定论乎？……其立论虽主底汉儒，其大旨犹为尊孔子。若律以离经叛道，则全书并无实证。”306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否是两部纯学术著作呢？显然不是。梁启超自己也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说，“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307

“万不可通者”，为什么康有为“必力持之”？写作过程中为什么“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只有一条理由，那就是康有为本身并没有把这本书当作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来写，它只是一个读书人参与政治的方式，借学术而致政治。通过证明孔子亲自作“六经”都是为了“托古改制”，从而表明自己维新只是继承孔子衣钵，而不是离经叛道的造反者。另外，通过狐假虎威，也在政治上打击了“恪守祖训”，不愿变法的顽固派。

孔子为什么要“托古改制”呢？康有为说孔子以“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308，然而比较一下康有为自身所为，则不能不被人认为是“夫子自道”。

无论如何，康有为的这两本书，除有抄袭之争议外，还有许多学术之外的道道的，也难怪翁同龢在看了《孔子改制考》后，说康有为“居心叵测”309。

整个一节，我们都在说孔子，然而孔子代表的却不仅仅是孔子，而是整个死人群体。中华民族是一个敬老崇古的民族，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总是拿死人来打压活人，而被打击者要反抗，也总是拿死人的话去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好像只有从“古人云”那里才能找到行为的依据和底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亚瑟·亨·史密斯称之为“因循守旧”，这种思维方式是普遍存在的，是中国人特有的性格特征之一。

司马光说：“祖宗之法不能变。”310

保守派说：“孔子之制在三纲五常，而亦尧舜以来相传之治道也。”

祖宗是什么？工具而已。正如吴淞铁路征地时的“风水”，仅仅是“乡民妇女”争取更多赔偿费的借口，钱到位了，也就“欣然从事”了。对于政治家而言，更是如此了。

用死人的做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只有狐假虎威之嫌，而无任何实质上的逻辑关系，然而这已经成为中国人证明自己、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方式，只是他们忘记了，这种论证方式仅仅是“看起来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