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其人（第2/4页）

知识只有和权力相结合，才能发挥它改造世界的功用。一腔热血的康有为要想使自己的理想作用于现实社会，必须要拥有权力。而在那个时代，想拥有权力，对于他来讲，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行。

1894年，刚考上举人的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师生二人结伴北上，一起来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但两个人都没考中。

1895年，师生二人再次结伴北上，来到京城，会试结束，等待发榜。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纷纷上书声讨李鸿章的卖国行为。深感“士气可贵”，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上清帝第二书》）然而这次上书仍未能上达光绪。269

经过多次折腾，康有为名气大增，许多官员都知道了这个反动的“狂生”。令康有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895年这次会试的主考官就记住了康有为的名字，他就是“守旧，恶西学如仇”的大学士徐桐270。徐桐在考前就说，无论如何都要把康有为挡住。他跟副考官们通气：凡是广东考生中文章特别“出色的”，肯定是那个康有为写的，见到此卷一定要拿下去。结果，考官们真看到了这样一份“出色的”试卷，经过对文章立意、观点和风格的分析，认定无疑是康有为所作，于是立即“弃置一边”。由于文章写得实在是才华横溢，一位副考官还在这份试卷的卷末写了两句俏皮话：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惜哉惜哉！然而谁知道这份被认定是康有为的试卷，竟是梁启超的。康有为在这次考试中，一反常态，突然间规矩了，老老实实地写了，没被考官们查出来。发榜的时间到了，竟然是第五名。事前的幕后操作没操作成，成绩公布了就没办法了，必须按规矩给进士授官。据说，徐桐当时“既怒且惭，归语门者，康如来谒，拒不纳”。

郁闷的不仅仅是徐桐，康有为也很郁闷，最后被授予的官职几乎令他绝望——工部主事，这个小官对他实行变法、改造社会的伟大理想几乎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清帝国给他的这个台阶不够高。

为实现理想抱负，康有为仍以文字为武器，以“上书”为敲门砖，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十一日，康有为又上书光绪帝《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呈》，这就是有名的《上清帝第三书》。有志者事竟成，《第三书》终于送达光绪帝，并且深深打动了光緒帝，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命令军机处王公大臣对其内容详加讨论，并下令将《上书》抄写4份，一份呈送慈禧太后，一份留军机处，分发各省督抚将军阅读，一份存乾清宫光绪寝处，一份存勤政殿备览。

收效显著，趁热打铁，康有为又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初八日，写了《上清帝第四书》，正苦于投递无门时，袁世凯主动帮忙交给督办军务处，却又被荣禄拒绝。第四书终究没有上达光绪帝，但康有为却因此对袁世凯有了好感。

上书的门路被堵，康有为的倾诉对象开始转向士大夫，于是创办《万国公报》271，于1895年8月17日创刊，“遍送士夫党人”，使其“渐知新法之益”。11月中旬，成立强学会。12月16日《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发刊一个月零五天，即遭封禁，1896年1月20日停刊。

1895年11月，康有为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个强学分会，组织发行了《强学报》，宣传维新变法，派送赠阅，并不收费，但仅发行5天，出版第二期时又被查禁了。

1897年11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康有为在广州听到此消息后，立刻赶往北京。12月，呈《外衅危迫，分割迭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折》，史称《上清帝第五书》。因为这个折子情词激烈，刺激人，工部堂官认为他危言耸听，不为代递，心灰意冷的康有为决定移民巴西272。行李都装上车了，却逢翁同龢273来访。一个当朝重臣和一个“基层”主事密谈了什么，史书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接下来的历史事实是：一、康有为留了下来；二、光绪皇帝收到了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的奏折，请皇帝召见康有为“垂问国事”；三、光绪皇帝表示要亲自召见康有为，命令总理衙门安排一下。工作都做到这个份上了，但奕就是不安排，他的理由是：“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274于是工部主事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的西花厅进行了一次“论文答辩”，参加的答辩委员会成员有：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理衙门行走翁同龢、兵部尚书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

《上清帝第五书》几经周折到达光绪的南书房。光绪读完这封长达7000余字的奏折，确实被康有为震撼了，从此，他对康有为格外垂青，下令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而康有为也懂得知遇之恩，对光绪终生感激，将一生的政治赌注都押在了皇帝身上，并铁定了他对君主立宪的信念。此后，无论中国政坛如何风云变幻，他都对此坚持到底，矢志不渝。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又上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请求光绪帝发起变法，比较国外诸国形势，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1898年4月12日，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个保国会，设会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即保国家政权，保民族自立，保圣教不失。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要“合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运动。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275很是感人！

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戊戌变法开始。6月16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赏六品衔，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就是没有编制的总理衙门主管大臣的秘书），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半月后，梁启超以举人身份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授以办理译书局的事务。

9月5日，光绪给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各加四品卿衔，参与新政，代皇上草拟所有有关新政的诏书，因为当时的四大章京颇有实权，所以按梁启超的说法是“名为章京，实为宰相”。

6月11日以后，“很开明”“也很上进”的光绪帝不断发出“行新政”的诏书，甚至“一日数令，倾泻而下”。然而法不是随便就可以变的，法变则人变，法变则权力变，法变则利益变。把别人的利益变没了，把别人的权力变没了，兔子急了也是要咬人的，原来没咬你，主要是还没到那个份上。大量的急风暴雨式的变法惹急了大量的“顽固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