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留下了什么（第3/3页）

第一，工作时间长。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行8小时工作制，但是中国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却长达12～14小时251，多的甚至达到16～20小时，而且，多数工厂没有星期天。汉学家费正清编著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写道，“在1905年前后，工厂经常是连班倒地开工，即实行每班劳动十二个小时的两班制，全年劳动三百到三百二十天。”252

第二，工资水平低。中国工人劳动时间长，工资却少得可怜。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姜铎在他的《中国早期工人阶级状况初探》中详细分析了1920年以前各类工人的工资水平，指出即使是男工精工的工资水平，也不到美国平均工资的1/7，当然更不用说工资最低的纺织工人了253。情况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工厂按日计算工资，一切例假工资按日扣除，发生事故停工，当日的工资按时计算，如果再加上铜币贬值、粮价上涨等因素，工人群体的生活之困难可想而知，“工人往往只能一天吃上一顿饭”254。

第三，工作条件恶劣。由于当时技术设备落后，工人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经常处于极不安全和极不卫生的工作环境之中，伤亡事故不断发生。在日本资本家控制下的抚顺煤矿，从1906年至1919年的十三年间，共发生大小事故30482次，死亡1468人，伤31625人，平均每年2344次，死亡113人，伤2482人255。其他如棉纺、机械、印刷、化学、卷烟等行业，也因伤亡事故、职业病和职业中毒失去健康甚至被夺去生命者，不计其数。所以费正清说，“严重事故的频繁发生，职业病的盛行，卫生条件的恶劣，这一切使人想起欧洲工业革命初期的状况。”256

第四，政治社会地位低下。中国近代企业中，广泛存在着带有封建奴役性质的用工制度，如学徒制、包工制、包身工制、养成工制等。工人可以随便被开除、罚款、挨打、扣工资和搜身，资本家和工头甚至可以设置刑具，对工人进行拷打和动刑。辛亥革命以前，清政府在官办厂矿都驻有军队，用以“弹压”工人。甚至在1912年，袁世凯颁布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中仍规定：“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0元以下罚金，余人处拘役或30元以下罚金。”257

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与社会地位，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断地进行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其最初是个别的或少数的工人采取同雇主吵闹、向官厅告状、破坏机器设备、抢劫库房、烧毁原料或制品等方式进行反抗，后来逐渐发展到数十人、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有组织和领导的怠工和罢工，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规模和形式不断发展。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广州出现了最早的搬运工人组织——广州打包工人联合会。1858年，香港20000多市政工人和搬运工人，在反对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城的斗争中，罢工回广州。这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次大罢工。此后，有组织的工人罢工运动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840年到1904年的六十多年间，有文字记载的工人斗争共约30次，平均每年不到1次；1905年到1913年的九年间，共约70多次，平均每年约8次；1914年到1919年5月，共120多次，平均每年20多次，呈逐年递增趋势。

中国近代工人罢工的矛头指向两个方面：一个是与资本家的斗争。例如，1914年10月，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三个轮船公司的宁波籍海员举行同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同年12月，上海黄包车工人举行同盟罢工，反对增收车租；1916年，北京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工人、上海翻砂工人、上海英商香烟公司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举行了罢工。等等。

第二个方面方向就是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例如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香港船舶修造工厂拒绝为法国侵略者修理军舰；1903年，云南蒙自万余矿工参加了资本家发动的临安起义；1907年到1909年，安徽铜官山的矿工们在矿务工会的领导下展开斗争，废除了英国在铜官山开矿的合同，收回了矿权；1912年，安庆的工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积极参加了焚烧鸦片的斗争；1915年，在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运动中，上海、汉口、长沙等地日本厂雇用的中国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并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运动；1916年11月，天津法租界全体工人，包括搬运工人、店员、仆役、巡捕在内的1700多人进行罢工，斗争一直坚持到1917年3月，终于取得了胜利；1919年冬，安徽繁昌桃冲铁矿工人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和剥削，取得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了较高的反资反帝的政治觉悟，成为推动中国民族独立和政治发展的中坚力量。

而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我们都不能不承认这里面有洋务运动努力的结果，虽然这一切仅只是他们收获的“跳蚤”。

所以，从历史的影响力来讲，洋务运动比太平天国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