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神坛的洪秀全（第2/3页）

这一段里可能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点就是罗孝全觉得洪秀全“挺不规矩的”，先入为主的《劝世良言》可能和正统的基督教思想产生了冲突，没被罗孝全纠正过来，或者罗孝全发觉洪秀全要求受洗有一种功利主义的目的，以利于增强拜上帝教的说服力，总之，并不像一个真心信教的教徒；第二点就是“从此自立一个教，自己传教去了”，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四年前就创立了，后来的传教事业只是被暂时放弃了，这次被拒绝只是为他回广西传教增强了决心而已。

1847年7月，洪秀全再次回到广西与冯云山会合，面对冯云山开创的大好局面，洪秀全喜出望外，尤其喜的是冯云山在传教过程中，把洪秀全塑造成了一个救世主的形象，使群众人人都知道他们的救世主洪先生，大家也都企望他们的领袖的到来。洪秀全那“端庄威武”的容貌，“疾恶如仇”的性格，以及“斩邪留正”、“共享太平”的主张，深入会众人心，因此，对洪秀全“奉之若神”。

1847年冬，洪秀全、冯云山在桂平带领会众捣毁庙宇，引起了地主豪绅的不满，并以“聚众谋反”的罪名将冯云山扭送县衙。洪秀全为了营救冯云山，返回广东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申诉，要求释放冯云山，结果是徒劳碰壁。1848年5月在杨秀清的领导下，通过贿赂的方式，营救了冯云山。

1849年7月，洪秀全和冯云山一起重返紫荆山。这时候，正值广西灾荒严重，饥民遍地，拜上帝教也在和地主团练的斗争中，日益发展壮大。面对着大好革命形势，洪秀全和冯云山立即命令各地会众“开炉铸铁”，“明打犁耙，暗打刀枪”，拜上帝教进入了起义准备阶段。

1850年，洪秀全发布“团营”号召，各地会众纷纷向金田集中。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阴历十二月初十），拜上帝会众万人在金田村“恭祝万寿”，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极”称“太平王”，后改称“天王”。

有的学者说，“洪秀全从一个传统儒生变成儒家文化的叛逆者，具有很大的偶然性。”129然而这种偶然性却是发生率极高的。

洪秀全走向神坛，既有偶然性，同时也是带有历史的必然性的，当然我们的教科书都说这是因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宏观经济政治形势发展形成的，然而我却认为这种必然性却可以从更微观的角度去解释。

造反者大抵可分三类：

一类是逼上梁山的。这一类型的主要特点就是随着现存环境给他的压力不断加大，超过了他的心理底线，愤起而反之，正如吴思在他的《隐蔽的秩序》里讲的U型反转。其代表人物就是林冲，一个安分守己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父亲是东京的提辖官，岳父也是禁军教头，有一个貌美的妻子。正是因为太尉高俅之子高衙内垂涎林冲妻子的美貌，多次设下毒计要置林冲于死地，万般无奈之下，本心希望在体制内生存的林冲在一个风雪之夜投奔梁山落草为寇。林冲虽是小说虚构人物，但却是现实人物的归纳总结，此类造反者是造反者的大多数。

陈胜、吴广，原为屯长，带900余名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戍边，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根据秦朝法律，过期当斩。反复的思想斗争之后，认为在“天下苦秦久矣”的大背景下，造反倒可能免于一死，于是陈胜吴广率领戍卒，杀死押解的将尉，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

刘邦，原为沛县泗水亭亭长，奉命率500名民工去骊山修陵，因多雨，路途泥泞，很难行走，四天的路程走了十三天。按秦朝律典，服劳役误了工期也要杀头。一些民工怕贻误工期被杀头，在芒砀山便悄悄地逃跑了。面对形势变化，刘邦知道，去筑骊山墓，必贻误工期，误了工期是死，造反倒是死里求生的唯一出路。于是决定造反，剩下的350多名民工就跟刘邦造反了。

朱元璋的造反同样具有强烈的逼上梁山色彩。1352年，二十五岁的朱元璋因贫穷入寺院为僧。当时天下已大乱，朱元璋有心造反，又怕风险，安心为僧，又恐早晚被官兵捕杀以充军功，正计算不清的时候，同村人汤和130托人带给他一封信，邀其投奔红巾军。“背地里读了，越发一肚皮心事，在大殿上踱过来，踱过去，以口问心，以心问口，反覆计较。”犹豫了好几天，同房的师兄偷偷告诉，“前日那信有人知道了，要向官军告发”，急得无法，回村找周德兴131讨主意，周德兴劝他“向菩萨讨一个卦”。忐忑中走回寺院，发现“僧房斋堂全烧光了”，只剩下伽蓝殿，“元璋待了一阵，走到伽蓝神前，磕了头，拿起圣珓，默祝菩萨：许出境避难，赏阳珓；守破寺，一阴一阳。一掷两珓全阴，两掷三掷还是全阴。不许走也不许留，只有投红军去了。再祝投红军给阴的，一掷果然是阴的，大吃一惊。三次默祝，投红军实在害怕，还是求菩萨指点，逃往他乡，另求生路。闭着眼睛把珓掷出，一看一个是阴珓，投红军，一个呢，不阴不阳，端正地竖在地面。菩萨也劝元璋造反了，还有什么可说的！”132“忍无可忍，那就反了吧！反他娘的！”133“谷底到了。”134

明末李自成起义，同样是这种性质。1628年，二十二岁的驿卒李自成因丢失公文被裁员，失业回家，并欠了艾姓乡绅的债。同年冬季，李自成因还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后由亲友救出。年底，杀死债主艾诏，接着，因妻子韩金儿和村上名叫盖虎的通奸，李自成又杀了妻子。两条人命在身，官府不能不问，吃官司不能不死，于是就同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

就普通民众而言，其走上造反道路，大多是由于形势所迫，利益不断损失，生活日益艰难，触及心理底线所致。任何朝代后期革命风潮风起云涌，都是这种情况，2011年，由卖菜大学生布瓦吉吉自焚开始的北非动荡，总体来讲也是这种情况。

在中国朝代更替过程中，人民群众之所以跟着革命，主要原因就是生活条件的恶化，挑战了人们容忍的底线。当然，这个底线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人可以通过宣传、教育、鼓动提升或降低这一底线。普通民众的底线多侧重于物质层面，而知识分子的底线则更侧重于精神层面。

作为统治者必须要明确把握这一底线，以防止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漫延。

第二个类型是发展受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