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今日之域中,谁家之天下(第3/5页)

李敬业身为功臣之孙,并不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还是有一些真本事的。他自幼练武,射艺过人,能走马如飞。长成后曾随李勣南北征战,十分勇猛。历任太仆少卿、眉州刺史,袭爵英国公。此人有一点儿胆气,但他爷爷李勣认为他未免太过狂妄。

据说,高宗时,有江湖草莽人士聚众为寇,朝廷数次派军队讨伐却始终未能奏效,于是就派了李敬业去做刺史。州府专门派了兵卒在郊外迎接他,李敬业却让这些士兵们统统回家,自己单骑到府衙报到。城外的草寇听说新刺史到了,都非常紧张,磨刀擦枪严阵以待。

可是李敬业对贼事却一句话也没有问,等到处理完其他公务,他才抬头问:“贼安在?”部下答道:“在南岸。”李敬业就带着两名下属前去查看,身边的人没有不为之惊骇的。

那些草寇手执兵器远望,只见官船里就这么一个光杆司令,船中没藏人,也没有武器,不知其中有何猫腻,于是把营门一关,都藏了起来。李敬业直接走进营内,告诉他们说:“朝廷知道你们都是被贪官污吏逼的,并没有其他恶行,现在放你们全部回乡种田。不走的,那可就真是贼了!”

然后他回到衙署,把贼寇的头领喊来问话,责备他们为何不早降,各打了数十板子,然后遣散回家。从此以后境内肃然。

李勣听说这件事后,非常赏识自己孙子的胆略,叹道:“吾不如也,然破我家者必此儿!”通过这样一件事,李勣似乎已预感李敬业的大胆行为将来有可能会拖累整个家族,用整个家族的鲜血祭奠他个人的政治野心。李勣在临终嘱托里,要求李弼管束这个令他放心不下的孙子。

李弼作为李勣指定的执行家法之人,在李氏家族中的地位仅次于李勣。但李弼在李勣死后,不出一个月,也突然离世。李弼死后,李氏家族的地位逐渐衰落。

李弼官至卫尉卿,九卿之一,官阶三品。自从李弼死后,李氏家族中就再也没有在首都供职的三品官员。李敬业虽然袭爵为英国公,但被冷落在眉州刺史任上长达十五年之久。李敬业之弟李敬猷,地位更低,接近于一个普通老百姓。

这些受过传统儒家教育的文士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他们痛恨武则天权力的恶性膨胀,认为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不但国将不国,连他们的身家性命也会被碾成齑粉。他们有过值得骄傲的家世,也有过春风得意的经历,而现在,他们却是落魄失意。一顿饭后,他们达成了三点共识:

一、以匡复庐陵王(即中宗)被废的帝位为口号,向天下号召;

二、建立武装根据地,招兵买马,向武氏政权直接发起挑战;

三、大造舆论,揭露武后的丑恶嘴脸,使她成为国人争相诛讨的对象。

他们选定扬州作为起事的根据地。

李敬业自称是李唐旧臣,骆宾王则是一位流落四方的知识分子。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以后,叛乱的基本阵营便初步形成。但是,这还不足以引发叛乱。叛乱的出现必须是在权力集团的核心部分出现裂变。

造反需要一定的硬性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两条:一是造反发生的最佳时机应该是一个王朝的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积重难返,皇帝昏聩,民不聊生,老百姓为闯出一条活路都愿意跟着闹革命,这是以民众利益为基础。

二是诸王分权,军阀割据,军阀坐大,拥兵夺天下,这是有军事实力作为基础,当然也要在末世才容易成功。

这时的李唐王朝正处于上升态势,虽然权力高层不断上演换太子的戏码,可帝国的政治大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应对地方叛乱的能力绰绰有余。

更何况,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也不可能出现一哄而起、传檄而定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作为造反者的李敬业手里并没有现成的军队,虽然起兵时,军队很快发展到十万人,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临时招募来的“义兵”。临时组建起来的军队,其战斗力和忠诚度都要大打折扣。

对李敬业来说,唯一可利用的条件,就是权力集团中有一批对武则天专权不满的人。

那些不满武则天专权之人的不满也只是建立在所谓李唐“正统”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可是要让这种意识形态及时转化为造反的力量,这很成问题。

武则天在历次清除异己的行动中,打击面都很有限,定点清除往往只限于一两个家族,并没有出现士族阶层利益大面积受损害的情况。至于百姓,只要有粮食吃,生活安定,那么谁来做皇帝他们一般不在乎。

也就是说,李敬业起兵,并没有得到天下民意的响应,这是很危险的。不过他选择的时机还是相当不错的。武则天刚刚建立权威,遇到的阻力很大,正在忙于安抚内外,绝想不到脚底下会有政治地震。天时、地利都有了,李敬业急需的是“人和”。

这个争取“人和”的机会也给他抓到了:武则天与朝中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裴炎集团有了裂隙。见缝就要插针,李敬业看准了裴炎是个同盟军。

据唐人张鷟《朝野佥载》和《新唐书?裴炎传》所载,裴炎确实被他拉下了水。

李敬业先把裴炎的外甥、监察御史薛仲璋发展成自己的党羽。有的后世史家认为,没有裴炎的默许,薛仲璋绝对没有胆量参与造反密谋。

此外,唐之奇、杜求仁都与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关系不错。程务挺是手握军权的实力派,连武则天也要高看他一眼。

裴炎、程务挺,一文一武两位大员,成了李敬业的主要拉拢对象。

3

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六月,监察御史薛仲璋在洛阳积极活动,要求出使扬州。在此之前,为了夺取扬州的政权和军权,魏思温写信给他的好朋友监察御史薛仲璋,请他来江都视察。

薛仲璋是裴炎的亲外甥,舅舅是武则天身边的大红人,宰相集团里的头牌,薛仲璋的政治前途应该是光明的。

在薛仲璋到达扬州之前,已经有若干叛乱分子抵达扬州。他们在那儿刺探消息,收买官员,进行种种破坏活动,以便为薛仲璋接管扬州政权奠定基础。而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韦超。

薛仲璋到达以后,韦超便向薛仲璋上告,控告的对象是扬州长史陈敬之,罪名是谋反。薛仲璋立刻将其逮捕,关进了监狱。

而这时,李敬业正在扬州城西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隐伏着。李、薛之间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当李敬业得知薛仲璋已经开始动手,他便迅速赶到扬州。

李敬业是“乘传而至”,所谓乘传,是一种特殊的身份证明,又是一种紧张形势下的通知书。有资格乘传之人必定是朝廷的重要官员,他们必定肩负着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