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戊戌变法：光绪和慈禧的权力博弈（第4/17页）

亲爱的媒体工作者们应该都知道，康有为发动这样的事情是很受媒体欢迎的，因为它伸张的是“民意”，而媒体就是表达民意的。于是某份报纸在报道京城举人投递上书的时候，用了一个后来我们熟悉的标题——公车上书。

如果我是这份报纸的总编，我一定会夸奖想出这个标题的编辑：你干得很好！

自古以来，基本上每一个朝代的皇帝都是比较礼遇读书人的，这不是因为他们尊敬读书人，而是知道读书人不好惹。

要知道读书人是喜欢发牢骚的，而读书人的牢骚又并不只是发发而已的，搞得不好，它会成为社会动乱的源头，甚至是农民起义的理论指导，对社会稳定危害极大。事实上即使不影响稳定，这种牢骚也很恐怖，因为它比唐僧念的经还要坚韧，一有机会就会在你耳边嗡嗡叫，所以自古的皇帝们都很敬畏读书人的那张嘴。为了在源头上消灭这张嘴的非正常运动，皇宫会派出一辆辆牛车驰骋于城廓乡间，专门收集读书人的意见，由于这种牛车有专门的经费供养，所以叫公车，由此产生的消费叫公车消费，后来，“公车”也能代指关心天下大事的读书人。

可见“公车上书”这个词语做标题，很有古香古色的味道，文笔很好。

媒体热炒，在康有为看来，这自然是他的功劳。文章是他写的，花了一个晚上，他不仅是作者，还是“领衔公车上书”的人，康氏成为了“公车上书”的代名词，后来康有为和梁启超写回忆录的时候，不断地强调这一点，很多的历史书也强调这一点，但这种看法在历史上是存在疑义的。

因为当时的媒体着重报道的是“公车上书”这种现象，而不是发起人康有为。签署《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全国都震动了，当时除了康有为的上书，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其他举人们的上书达到了十几起，更厉害的是，还有官员参与上书，“公车上书”指的就是这个现象，而不是单指康有为版本。后来人们一说到“公车上书”认为说的就是康有为，这个说法来自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回忆录，是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甚至还有一种史料认为，就连康有为版本的“公车上书”，康有为也没有最后参与。正当他写完文章后的那一天，他听到了自己已经考中进士的消息，而带头搞这样影响社会稳定的上书很可能对将来的仕途不利，所以康有为虽然起草了文章，但最终没有在文章后面签下自己的名字。

总之，“公车上书”强调的并不是康有为，此时的康师傅绝对是一位热血青年，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宣传康有为的需要，就只采用他回忆录里的说法，对历史人物需要尊重，而尊重的方法就是把真相还给他们以及读历史的人。

虽然经过了媒体的报道，康有为这次的上书仍然没有到达光绪的案头，康师傅辛苦一夜，光绪只字未见。

媒体报道之后，“公车上书”甚至没有在官方引起轰动。当时官方就在酝酿变法，原因前面讲述过，清日战争的惨败对朝廷打击太大，首先做出反应的并不是读书人和民间，而是整个官场，大家都清楚，再这么烂下去，总有一天会彻底烂掉。由于官员们有了变法的“共识”，“公车上书”虽然很热，但在朝廷看来，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民间正常反应，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法是要变的，但变法不可能由这些毫无行政经验、无实权又不懂得体制运作的读书人去完成，即使政府相信他们，老百姓也不会相信他们（无权威）。可以肯定的是，“公车上书”事件虽然很特别，对康有为对整个清国都算是一件大事，但并不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造成了1898年的变法，变法是朝廷的主动选择。

但是对于康有为来说，“公车上书”事件对他的影响并没有完，决心要搞搞社会活动的他已经灵敏地发现了一个十分有利的东西——媒体。

必须利用好媒体！康有为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这个想法在现在是一点都不奇怪的，所谓信息社会，干什么都要发布一下，炒作一下，对于立志成为社会名人的人来说，结个婚，生个崽，上个床，下个床，都是需要曝光的。但在那时的清国，虽然北京、上海等地已经有了报纸，但总体来说还是稀罕之物，能够意识到“笔杆子”力量的人还不多，而康有为发现了这一点。

他自掏腰包，将没有传递到光绪手中的上书自费刊登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要知道，康师傅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传播平台，因为他的文章是很不错的，激情四射，忧国忧民，敢直接质问皇帝。这一招果然很灵，康有为几乎一炮打响，一夜之间，他成了大家共同的“老师”、民间著名的“意见领袖”以及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连“康圣人”的名号都喊出来了。

最早的炒作达人，看来非康有为莫属啊。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1895—1898年），康有为越战越勇，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奔走于各大城市，写写文章，搞搞演讲，走走穴，不断在媒体上曝光，名头越来越响。1895年之后，朝廷对民间结社管控稍微松懈，康有为抓住大好时机，成立了一个打着学术名号的政治团体——强学会。

康有为的名头终于更响了，通过一系列的动作，官场不得不注意到他，很多高官们都明里暗里表态支持康有为，这实际上是支持他们自己，因为这三年中朝廷高层一直在酝酿变法，官场的下一个主题就是“变法”二字，一些人亲自加入了强学会，就连李鸿章也想加入，却被狂妄的康有为拒绝（李是“卖国贼”）。老到的袁世凯虽然没有亲自入会（他还在观察朝廷风向），却向强学会捐了自己半个月的工资——500两银子。而当康门弟子梁启超到武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打开总督府所有的大门，还准备放礼炮迎接梁启超，这原本是地方大员迎接钦差大臣时才使用的礼仪，梁启超真是受宠若惊。

在做着这些社会活动工作的同时，康有为并没有放弃他的老本行——上书。他又连续给光绪写了两封信，结果仍然是石沉大海。与皇帝搭上线，这是古往今来多少读书人的梦想，以为影响了皇帝就能改变天下，康有为也不例外。但是天抬头可见，天子却只有一个，想让皇帝认识你，并不容易。

就在康有为苦恼着如何才能去影响皇帝的时候，徐致靖注意到了他，在密折里向光绪推荐。

对于康有为来说，这是真正的人生曙光，之前他搞了那么多次上书，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中间人，没有一个介绍人，现在由一个部级领导向皇帝推荐，这才是打通通向皇宫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