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慈禧紧急叫停立宪改革，新一轮党争即将开始（第2/6页）

然后不得不说，正如后来的老袁一样，伊藤博文对宪政精髓的把握是十分到位的，他设计的正是一条具有日本特色的宪政之路。

比之日本，大清更早开始的洋务运动，它和明治维新有很多在起点上的区别：日本需要迫切地解决“统”，而大清是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加君主专制体制；日本天皇是个弱势群体，实际权力有限，而大清皇室的权力则严重过剩；日本的改革其实是新兴的领导层要拿过去的旧势力（藩主、武士阶层等）开刀，很难，而大清的改革是现有的领导层要拿自己开刀，更难。大清这种情况下改革内生的动力是很小的，阻力是很大的，自我改造的能力是很弱的，朝廷几乎下意识地把解决当时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当作了目标，并且不知不觉就成了最高目标。可以说，在大清朝廷对于洋务运动的“顶层设计”之中，国家的真正强大、人民的真正富裕并不是首选项和必选项，这只是附带选项，变法的首选项是为了加强皇权统治基础而去寻找外部支持，必选项是大清江山永不变色，永远维护爱新觉罗的统治——这才是无论有多么大的内忧外患中都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下来的。

于是乎，洋务运动以“先国富，再民强”为路线，政府掌控经济，依靠的是官僚集团，对民众却有相当的怀疑和防范，只学习技术、购买武器不涉及变革政治体制制度的原则提出来了，老百姓获取资源发财的机会和手段可以因为洋务运动而有所放开，但说到底是必须要掌控在官府和朝廷手中的。铁路、电报、轮船等被引进了，但无一不是“官办”或者“官督商办”。在朝廷看来，以官府来掌控这些被引进的技术以及衍生的资源和财富，才是对过去几千年以官府掌控土地从而最终掌控王朝子民的一种换汤不换药，如果大家都有很多的机会去各自发财了，一切都交给“市场”了，那还会来找官府吗？还会听官府的话吗？这样做的结果只怕是“市场”的经济指向“市场”的政治，几千年以来，强势官府从未向世俗社会低头，这一切自然不能变——说得直接点，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思想使得朝廷在洋务运动的“顶层设计”中，也许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全民共富，那反而会让他们无所适从！

总之一句话：大清之洋务运动，非国家之强大，非人民之共富，乃朝廷之万年！经甲午一战，这种所谓以行政权一权独大有效调动国家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弊病显露无遗。洋务运动没有证明君主专制体制的合法性，它只证明了改革这种体制的合法性，只证明了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土地上，以民为主的政治制度，也是不可抗拒的，最后与明治维新不同的改革结果也表明：集权和立宪，在根本上就是矛盾的，在集权中无法立宪，只会离立宪越来越远，摧毁立宪的一切基础。

好吧，现在让我们来替老袁总结一下吧，明治宪政表面“很奇葩”，实际上对宪政“价值观”却有深刻理解，结合日本的历史和实际，坚定地走“有日本特色的立宪道路”，该改的一定要改，不该改的坚决不改。明治维新其实并不亚于一场革命，它造成了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平叛西乡隆盛的西南战争），战死人数过万，流血远超过大清5年后的辛亥革命，可它还是成功了，可以说，正是因为它的“大方向”对了。

现在老赵等人应该清楚了，老袁只是没有学习明治维新“天皇领导一切”的表面，而是学习了明治维新之实，学习了宪政的“价值观”。他的方案和明治立宪一样先设置责任内阁，只是因为大清和日本的立宪之路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是大清和日本共同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地方，而正是由于朝廷的改革要拿自己开刀，如果连“天皇领导一切”的表面现象也要照搬，那大清进行的应该不叫立宪改革，不过是想在皇帝集权独裁上又加上一个宪法的封套，便宜全占，义务没有，还成功地引入了一个强国的“国际惯例”！

谁也没有想到，最终能够突破“救亡”这种局限、摸到宪政“价值观”边的人，竟然就是没出洋的老袁！从根本上说，老袁的这个方案恰恰也是在反思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去坚定地走“有大清特色的立宪道路”。如果非要说它在实质上更接近于当时哪一种模式的话，那就是对皇权有所限制的德国模式。明治立宪原本就是学习德国模式，不知日本何以为兴，焉知大清何以为衰？用老袁自己的话来说，“朝廷学习国外的立宪，是吸收这个成果，并不需要连过程都一样”。即便如此，袁世凯同样没有照搬德国模式，前面我们说过，老袁设计的方案其实不只是“三权分立”，而是在把审计权、行政仲裁权独立出来之后造成了“五权分立”，也许连老袁自己都不知道，在这方面他竟然还有一个与他见解神奇一致的知音，这个人就是孙文。

以后我们会讲到，此时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人，他们得到了日本朝野的许多帮助，但孙文等革命党人从来没有把日本的政治模式当作自己学习和仿效的榜样，这也是因为孙文已经见识过西方世界，同样对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史料记载，几乎就在老袁和他的团队提出这个方案的同时，在海外的孙文也开始形成他那个版本的“多权分立”思想，后来孙文把他这个版本的思想概括为——五权宪法。

关于这个“孙文牌”的宪政思想我们还要在以后的故事中详述，简单来说，孙文认为，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只有选举，没有选拔官吏的考试，这就会造成一些油滑之徒当选，而一些能力很强却不善演讲拉票的人落选，所以还必须在“三权”之外再分出选拔官吏的考试权。

与此同时，当时的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也会造成议会过于强势的局面，影响了政府的效率（比如当时的英国），孙文认为还必须分出对各权力机关的监察权，监察权力平衡的状况，这就构成了“五权分立”。孙文常常对周边人说：“五权宪法乃兄弟我所独创”，但他并不知道，在朝廷体制内竟然还有一个神奇的知音，这就是袁世凯。

以上这些情况很复杂，但也能越辩越明，这也是皇室子弟载泽等人最后能够支持老袁的原因，相信这些情况赵炳麟等人也并不是不清楚。就在官制改革之前，14位“编辑”就制定了几条指导方针，其中有一条就是从现实情况考虑，此次立宪改革暂时不涉及国会，这是大家的广泛共识，而老赵等人却在方案出台后倒打一耙。老袁想不想当内阁副总理不清楚，只是如果按照分职专任的原则和宪政框架，如果当了内阁副总理大臣，他恐怕必须交出北洋新军的军权，北洋新军可以说是老袁一手带出来的，内阁副总理大臣和“军权”哪个重要，按照私心的角度，这恐怕也要考量吧？老赵不知道的是，如果说他怀疑老袁是出于强烈的私心来推进宪政改革，那么他自己同样也摆脱不了出于一己之私才反对的嫌疑：他是维护朝廷意识形态的御史，立宪之后能够插上一嘴的事情大大减少，甚至将来首先要被淘汰的就是他们这帮人。如此看来，别人也可以说你老赵不过以国会未开为幌子，是阻止立宪的“假立宪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