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慈禧的布局：荣禄崛起（第2/5页）

在官场上，主动树敌是很危险的一步，哪怕得罪的是一个级别比你低很多的小人物，你都不知道哪天会有哪一把刀飞向你。所以心里越是恨，嘴上越是要“亲”，不要公开得罪同僚，有事摆笑脸，无事打哈哈，收敛锋芒，低调亲和，一团和气。千万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莽撞行事，千万不要为了发泄怒火而控制不住情绪，因为在官场上生存下来的关键是每走一步棋不仅要看到接下来的一两步，而且要看到后面的好几步，甚至是最后一步。

高调做事就很简单了，只要记住两个名词——表现和表演。什么？今上这位康熙皇帝提倡亲民，喜欢微服私访，那你还不照着去便装出行私访民间疾苦几回？什么？到了今上这位雍正皇帝又喜欢加班平时也不怎么笑，那你还不成天忧心忡忡地在办公室干坐到深夜？在大的风格方面一定要表现得步调一致，亦步亦趋，不光要好好表现，还要想方设法让皇上知道！

而小事就要表演了，这其实也没什么窍门，只要记住一句话——该哭的时候，一定要哭啊！

就这样，荣禄“成熟”了，也可怕了。在官场，成熟的同义词往往就是可怕。官场生涯磨去了他的真性情，也锻造了他的演技，时刻戴着面具的高超演技。表面上的荣禄沉默寡言、八面玲珑、为人正统，而实际上的荣禄深沉圆滑、善工心计、见风使舵、内心敏感、官气横秋。原来的“侍卫世家”的锐气早已全无，而成为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官场机器，一个奸猾多忌的官场冷血杀手！

一天，荣禄与几位同僚去看戏，两位福建籍的大臣在他的座位后窃窃私语，荣禄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好故作镇定地看戏，等这两位大臣走后，荣禄突然问一旁的人：“刚才这两位说了我什么坏话？我可是听得懂福建话的！”其实那两位大臣根本就没有说荣禄啊，一旁的人都惊讶不已。

荣禄一直想方设法上折子，他就是要让慈禧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了解他的变化，感受他的“忠心”——当然银子也是要花的。在上折子的同时，荣禄一直不惜血本地花银子，打点慈禧周边的人，让他们不时为自己说说好话，而每逢慈禧大寿心情很好的时候，顺便献上点特产——这是表明一种态度。

曾经丢掉的，我要拿回来！荣禄相信他会有成功复出的那一天的。

1891年，荣禄任西安将军，从一品。

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朝廷需要武将，以前带过兵的许多外放的大臣都纷纷奉召回京，名单上就有荣禄。荣禄终于回到了北京这个权力中心，而慈禧对荣禄的任用就是他曾经担任过的要职——九门提督。

1895年，九门提督荣禄兼任兵部尚书。

1898年6月15日，戊戌变法开始后的第四天，荣禄奉慈禧之命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将荣禄“外放”，我们在第一部里已经做过讲述了。

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被杀，慈禧开始“临朝训政”，慈禧发布命令：免去荣禄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调往北京，授予军机大臣兼“练兵钦差大臣”，并管理兵部事务。就这样，荣禄名义上成为了包括八旗军在内的朝廷军队的统领，而他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组建一支新的军队。

慈禧的“临朝训政”是得到端王集团力挺的，而在拉拢端王集团成为政治盟友的同时，慈禧已经在培养自己的嫡系了！

荣禄组建武卫军

重新编练一支新军的代价是很大的（时间、银子），最好的办法是将现有的可能掌控到手中的军队进行整编扩编，使它们全部归于自己麾下。既然八旗军基本上被端王集团掌控，那么荣禄能够打开缺口的，自然就是汉军了。

汉军，首先是淮军残部。甲午战争后淮军残部主要有两支——宋庆军和聂士成军。宋庆仍然带队留在东北，聂士成由于表现出色，取代了在战场上逃跑的叶志超，被补授为直隶军分区司令（直隶提督）。而荣禄又做过直隶总督，虽然他们级别是相同的（都是从一品），但提督是武职，总督是文职，朝廷以文御武，提督要受到总督的节制，荣禄相当于做过聂士成的领导。

而宋庆和聂士成都是李鸿章系统的，李鸿章是慈禧这条线上的，现在慈禧通过荣禄来让他们继续忠诚于她自己，没有问题。

除了聂士成，荣禄任直隶总督时还节制过另外两位军方将领，他们就是董福祥和袁世凯，袁世凯大人我们比较熟悉，先来介绍一下董福祥。

董福祥是甘肃固原人（今属宁夏），原来靠在西北贩驴为生，后加入了西北地区一支很有特色的武装——回民反清队伍。后来被左宗棠的部将刘松山招安，在刘松山的赏识下，董福祥继续招募西北地区的回民，招安收编西北马贼，组成一支作战勇猛的队伍——甘军。然后再掉转枪口帮助朝廷去“围剿”回民反清队伍，董福祥对付自己曾经的“匪友”十分凶残，“红顶子是要用血染红的”，就是这位老兄的名言。

甲午战争时期，甘军也曾奉命开赴京畿地区，当时是作为预备队准备上前线打仗的，虽然后来仗没打成又重回甘肃，但这次短暂的京畿之行却带给了董福祥极大的转变。

这应该是西北汉子董福祥第一次来到京畿。来到北京，董福祥也学着别人去“拜会”高官，但他太不懂官场规矩，两手空空地去登门拜访，满怀期望地去汇报军务，而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董福祥后来说：“我从前以为京师贵人（那些亲贵王公）不啻天上神仙，今乃得知不过是想得我们外官几文钱罢了！”（引自台湾学者刘凤翰的《荣禄与武卫军》，刘凤翰是前凤凰卫视主持人刘海若的父亲）

原来在国难当头之际，这些满族亲贵、王公大臣对如何与日本作战，如何支持前方战事没什么兴趣，对辛辛苦苦前来驰援的董福祥却在公开“招贿”。

董福祥深受刺激，从此以后他有点肆无忌惮的意思，越来越跋扈，也越来越“独树一帜”，除了给自己原来只有马刀的士兵装备洋枪外，董福祥在军中禁用一切带“洋”的东西，提起洋人就咬牙切齿。1897年，当时朝野上下充满了变法氛围，连平时不知洋务为何物的大臣都在畅谈如何学习西方，董福祥却在觐见时语惊四座地说：“臣无他能，唯能杀外人（洋人）耳！”要知道连八旗将领都没敢这么说啊，董福祥和甘军的“排外”竟然比八旗还厉害！

董福祥说到做到，后来甘军再次奉慈禧之命进驻北京南苑，这里也是芦保铁路（芦沟桥至保定的铁路，芦沟桥后改名卢沟桥）的周边地带，不少洋人铁路工程师也时常出现在这里。甘军士兵就经常跟这些洋人打架，而董福祥竟然率军围攻过芦沟桥的洋人铁路工程师宿舍！在朝廷大部分军队见洋人就软的情况下，这真是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