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保皇会的勤王谋略（第4/15页）

与此同时，唐才常电催康有为还港，“预备入江入津，因外国欲救上也”[53]。康遂通电各国，探测其对于营救光绪的态度，以便相机决定“还港调度”还是随英国军舰“赴京救上”。虽然他曾经指望依赖外强保救光绪，甚至公然号召“助洋人攻团匪以救上”，但对列强仍然怀有戒意，担心一君一臣孑然在北，即使侥幸南渡，订立和约时，“既受彼厚恩，又绝无势力，只得俯首，一切惟命。是吾为安南也，是卖国自吾也，不然亦为波兰、为埃及，恐土耳其亦不可得也”。在他看来，救上的目的在于变法，而变法“非经雷霆扫荡之威，未易行也。即论救上，亦须我军威既立，能直捣京师，然后请西人从中调和，成之和议乃易。不然南还，亦必吾南中亲军已立，然后可靠。不然。则李傕、郭汜之流，可夺上而生他变耳”。[54]将保救光绪的重心由倚赖外强转到建立勤王武装之上。后来英国政府提出，以得到光绪的求救手谕为出面干预的先决条件，北上化为泡影。而还港“明购械治兵”之举，也担心刺激广州清军加强戒备，城“反难取，故不还港”[55]。

正当保皇会在两广左顾右盼之际，汉口自立军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这时保皇会用兵的重心仍在两广，梁启超赶赴自立军起义不及，在上海即表示：“也许将去两广。似乎与两广的唐景崧已经联系好了。”[56]除原定计划外，5月间，保皇会日本总部以“今日办事，不能不借外力”，指示洛杉矶分会，以矿物、铁路为报酬相诱，游说“既知兵，而且有此志”的美国人荷马李（Homer Lea）在保皇会举事时，募集美兵相助，并通知其来游时“顺道往见长者，商办一切”。[57]荷马李赶到澳门，准备召集2.5万名苦力组成军队，由美国军官率领，从澳门攻打广州。[58]康有为认为其“来助甚好”，但碍于“饷薄难供养”[59]，“我力未厚，顷难即用之，须少待耳。”[60]因而澳门总局将此方案暂时搁置。

康有为虽然声称将长江之事托付唐才常，实则主要关注取道湘鄂北上，对唐才常将注意力转向长江中下游六省不以为然，因而对后者所筹备的各项事宜并不热心。保皇会中对于联合大举方略与唐才常共鸣最多的是梁启超。他一再函告港澳总局：“伯忠在沪至为关键，此间款又尚未能接济之，如有急需，尊处想必能应手”，希望同门能够“不分畛域”。[61]由于保皇会的勤王战略以两广为重心，长江方面财政上很难分得一杯羹，考虑到“今日最急者转饷之事，而此涓滴之数，实难遍资各路”[62]，他准备孤注一掷，托人向美商大笔借贷，并分别致函康有为、唐才常和孙中山，劝各派“不可轻于一掷”，待其借款到手，再同时发动，以求必胜。但又担心“气机已逼，不可能挫其一鼓之勇，贻悔将来”，让唐才常“与诸豪随时行事”。[63]继而鉴于“我辈与贼党今日既已成短兵相接之势，想亦已待无可待”，对唐的“速发之议”亦表示“附和”。

在这一战略框架内，梁启超与康有为讨论举兵时后者应入何军，提出开府于广州、武昌或金陵的选择。长江流域分为以上海为基地的唐才常和以汉口为基地的林圭，其计划原不限于湘鄂，除安庆、芜湖、铜陵外，由于哥老会首领辜人杰等随湘军移防南京，以及盐枭徐怀礼来附，唐才常等又将势力扩展到南京、镇江、扬州。梁启超与唐才常、狄平商议：“若用虎威，两公入虎穴与否，是一大问题。”不入则事权全在彼辈，而彼不解文明举动，必坏大事；即使小成，也难以控制。入则势孤力单，难以接应。“然两者比较，似入之较为害少利多”。如果徐怀礼与湘鄂的杨振鸿、李云彪能够团成一军作为正兵，梁启超建议唐、狄二人以一人入之，一人在外观察接应，并建议入军后简其勇诚者练百人作为亲卫。[64]

徐怀礼字宝山，绰号徐老虎，庚子年仅35岁，丹徒县南门内人，向开竹店生意，因犯抢案被当局捕获，逃脱后投入盐帮，聚众万余，私盐船700余号。1899年6月20日在七濠口设立春宝山堂，将素来争斗不已的青红两帮统一麾下，“时假仁义煽结人心，赈济贫民，收纳亡命。凡营中弁兵被革者，该匪必罗致之，或以资财恤其家室，或派盐船使其管驾，顺之则生，逆之则死”。1900年2月，“忽来二人到七濠口与徐怀礼说话，自言系康有为一党，闻徐怀礼是个英雄，前来相邀，如愿合伙，即与他同到广东香港见康有为商量，银子军火皆是现成。闻徐怀礼已派郑大发与康党前往探听虚实，至今未回”。[65]

康有为决策用兵后，徐怀礼居然别出心裁地致函江苏巡抚鹿传霖，义正辞严地加以斥责，并通告其准备举兵勤王的计划，函谓:

鹿兄阁下：盘踞贵治久矣，恨不得一睹尊范为结。足下赫赫重名，当此巨任，而以苟且禄位，因循时日，坐视荣禄等窥窃神器，挟太后以驭天下，而囚我圣皇，独不闻主忧臣辱之义乎？仆一介武夫，目不睹诗书之陈迹，然窃信君臣二字之义，较公等为稍明者。且吾与子有何仇雠？公等联络二凶，甘心弑主，非仆之所与闻也；而遽加仆匪名，若必得吾首而甘心者。仆具有天良，不忍坐视皇上罹戾太子之戚，已定于秋间整我六师，会师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枭奸宄。大丈夫作事光明磊落，况救吾圣主乎。特此布闻，附呈谕稿。

所附谕稿为以“两江两湖兵马大元帅”名义发布的告示，宣称:

本帅近奉光绪皇帝密诏：朕自戊戌八月以来，坐受太后凌辱幽禁，惨无天日，其各奸臣荣禄、奕劻等，尤狼子野心，忘恩反噬，日日以谋弑朕躬为事。尔军民人等世受国恩，各有天良，亟宜戮力同心，翦除奸党，以救朕躬。将此通谕知之。为此特布告两江两湖豪杰之士，速速遵诏行事，约于本年秋间，听候本帅军令，即率本部人马会师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奠国基，尔公尔侯，爵赏在即，河山带砺，决不食言。若犹执迷不悟，坐失事机，滔天祸起，玉石同焚，悔不可追。

徐宝山此举，不无蹊跷，等于将自立军的举兵计划公开。当局开始打算“密寄责成江苏皖鄂各督及李秉衡并请交片奴才转饬张春发、陈泽霖二军，不动声色，设法擒拿”[66]。因为当地“水陆各营多受匪贿，暗通消息，长江水师尤甚。惟此两军新募之众，设有事端，可期得力”。荣禄接报，认为“不便令其办理徐匪，恐祸激酿为患”。鹿传霖鉴于“该匪党羽甚众，消息极灵，历年贩私，获利甚厚。以多贿勾通营弁，以小惠要结人心，与各枭争利互斗，杀伤甚多，皆投之江中，无人报案。近复向洋行私购精利快枪数千枝，情殊叵测，隐患实深”，决定“不时侦探，其赴香港沟通康逆之事究竟如何，并密遣妥人，许收重赏优保，授计歼之”。[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