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救上到勤王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第2/16页）

政变骤起，光绪缺乏可以应对的力量，只能设法保住康有为等人，密诏让其迅速逃走，留有以待。而康有为则深知没有光绪作后盾，自己就失去权力来源，因此出逃之前，于9月19日匆匆拜访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希望通过他们探询向英、日两国政府寻求帮助的可行性。[8]救主不及，康有为等人被迫逃亡海外，途中即设法谋求复辟之道。政变后局势的急转直下，以及关于光绪病重和废立的种种传闻，尤其是9月25日清廷公开向各省急征名医，使得康有为等人感到光绪危在旦夕，救上迫在眉睫。在稍后草拟的《奉诏求救文》中，康有为强调：光绪亲政之时，康强无疾，

乃废立次日，忽矫诏书，称四月以来圣躬不适，求医天下，布告四方……其如何鸩毒，虽不可知，而预为谋弑，道路共见。……自古废立，岂有免于幽弑之祸者哉！此则神人之所共悲，友邦之所同愤者矣。近见西报传闻，立穆宗嗣以为亲王，将来少帝，必是晋明，以吕易嬴，用牛继马，祖宗血食从此不祀，神州疆土自尔陆沉。

在变生不测，事起仓促的情况下，求助于外强仍是首选，康有为决心效申包胥痛哭秦廷，向友邦求援。为此，他将所奉第二道密诏中“汝可速出外”改为“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为“奉诏求救”的行为张本[9]，使救主言行蒙上一层正统性色彩。

在康有为等人看来，英、日两国支持变法维新的态度较为积极，因此开始主要是向英、日求救，希望由他们出面，联约德、美等国，借助外力保全光绪，并进而迫退慈禧。这方面康、梁无形中有所分工，前者主要与英国人士交涉，后者则展开对日联系。9月25日，康有为与英国驻上海领事班德瑞（Baurne）谈话时，热切地请求英国政府拯救光绪，他说：光绪已经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除非英国出面干涉，一位小孩子将继承皇位。“假如英国肯派两百名（？）军队帮忙，就可以扶持他重新执政”[10]。到香港后，又试图说服英国议员贝斯福相信英国应出面拯救被守旧派幽禁的光绪，帮助他实行变法[11]；并且面晤提督白丽辉，请求援助[12]；还屡次致函李提摩太，请其代向英国求助，主持公义，保全皇上。[13]

9月27日，梁启超和王照在日本军舰上听说《国闻报》刊登光绪病重，清廷明诏征集名医的消息，担心光绪不堪忍受或旧党暗下毒手，致函伊藤博文、林权助，告以“寡君现时闲居南苑一室，名瀛台者，四周环以水，行坐饮食皆有人看管，命在旦夕。一二志士妄思援手者，皆已计穷力竭，呼吁无由。若贵邦及诸大国不救之，则为绝望矣”。到日本后，两人又不断与日本外务省官员联络，“深望贵邦之助我皇上复权也”。[14]

如何实现借助外国力量达到光绪复辟的目的，有所谓“公明正大之策”和“隐微之工夫”两种办法。所谓隐微之工夫，亦分两类，一是康有为所希望的由英、日等国派少数奇兵再度发动政变，迫退西太后；二是如康有为与宫崎寅藏在香港所讨论的，派日本壮士刺杀西太后。[15]此类计划在戊戌政变发生不久，局势混乱之际或可趁乱实行，一旦慈禧控制住局面，就不是少数兵力或侠士可能做到。梁启超等人认为：“仆等初时欲主隐微之工夫，此乃贵邦一国之力即可办，无俟再约他国者。然恐贵国未必肯出此策，且此策于半月前当易行，今已难行矣。”

所谓公明正大之策，即梁启超对日本人士所说：

望与英、米诸国公使商议，连署请见女后或致书总署，揭破其欲弑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告之曰：若大皇帝有大故，某等各国将下国旗，绝邦交，兴问罪之师，代支那讨弑君贼云云。则彼等或有所惧，而不敢肆其荼毒。

也就是以武力为后盾，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干预，达到政治解决的目的。而这样做单独一国的威力不足，需要数国联合施压。除英、日两国外，进入康、梁视野之内的还有德国和美国。“若仆倾所谓仗义执言者，则公明正大之策，然似必联英、米始能有效。借此事以成日、清、英、米四国联盟之局，亦地球之一好机会也。若贵政府肯相助，则仆等将再航米、英而乞之。”[16]11月康有为再度致函李提摩太，提及“近闻贵国大集兵于威海，并议联约德、日、美各国，仗义执言，将以救我敝国皇上复辟。”[17]10月31日，有人以“中国各省士民”的名义发布“合呈上海英总领事禀”，呼吁其电达英京，扶持光绪恢复皇图，“退衰谬而进贤良，斥佥壬以安社稷，革除旧习，重布新猷”，再造中国。[18]

政治交易，首要原则是避害趋利，仅仅靠施助的一方仗义执言和接受的一方心存感激，往往并不可靠。康、梁等人主要从三方面设法打动英、日。其一，强调恢复新政有利于各国尤其是英、日两国的利益。康有为告诉李提摩太：如果复辟成功，“我皇上必将有格外图报，以扶亚东大局，抑贵国实利赖焉”[19]。梁启超则一再强调中日两国利害相关:

盖东方之安危，全系乎敝邦之能自立与否。敝邦立则日本之边防、商务、工艺皆受其利，敝邦危则皆受其害……然敝邦之能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敝邦之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皇上之有权无权，然则我皇上今日之失权，其牵动于日本之国础者，甚相切近矣。[20]

其二，突出俄国与守旧派的关系，或明或暗地指示光绪如果不能复政，亲俄派的守旧党将使中国日益为沙俄所控制。9月25日康有为在与班德瑞会谈时就言词闪烁地将政变与沙俄拉上关系，指“皇上与西太后的冲突是无法调和的了，因为皇上是为了英国而西太后则是为的沙俄”，甚至称西太后为“沙俄的走狗”。虽然英国政府并不认为政变有任何外国的影响，班德瑞还是得出结论：“西太后的重新当政是一种退步，且对沙俄有利。”[21]梁启超致函李提摩太，也刻意指出：“惟东方之局日急，若贵邦与美、日两国不早为计，他日俄羽翼既成，无复可望耳。”[22]不无巧合，《知新报》刊登的“中国各省士民合呈上海英总领事禀”同样有此内容：“中国之势，现分二党，旧党恃俄之力，俄得旧党附和，必得中国。新党望英美之援，实欲力保主权，以与泰西均势而底太平。”[23]

相比之下，梁启超更加强调俄国对日本的威胁。9月27日他致函伊藤博文时称:

今者强俄眈眈，视东方诸邦如彼囊中之物，苟敝国不克自立，虽贵邦欲提而挈之以同敌俄，恐力量必有所不给矣。欲敝国之自立，舍寡君而外，他无可冀者。……女后及满洲党死心塌地愿为俄人之奴隶，托庇于其宇下，只求区区之北京无事，他非所计也。呜呼！自此以往，敝国其折而入于俄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