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会昌废佛（第3/7页）

李德裕在敬宗李湛时期出任浙西观察使时，就对当地的宗教发展进行了相关限制。当时徐州节度使王智兴为聚敛财富，以为敬宗李湛诞辰祈福为名设置僧坛，广度僧尼以邀厚利，使江、淮以南的百姓结队北上落发出家为僧尼。李德裕知道后立即上疏敬宗李湛，认为王智兴的做法是在让江淮地区流失壮丁，而江淮地区又是京城长安的物资保障大后方，如果江淮地区的壮丁流失过多的话，谁来为国家创造财富？最后李德裕提醒李湛，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个偶然事件，而是关系到国家法度的问题。

李德裕在穆宗李恒时期第一次出任浙西观察使时，就下令拆毁辖境内未经官府登记的佛教庙宇千余座，招提、兰若（私自建造的寺院）一千四百余间。后来在剑南西川节度使任上，又拆毁浮屠私庐数千所，将它们所占土地还给百姓，而且在成都有的人已经削发为僧，却又娶妻生子犹如常人，李德裕因此明令禁止，进而保证国家能够控制足够的劳动人手，受到朝野的广泛称赞。

对于李德裕而言，如果非要分出他倾向于佛教还是道教的话，他还是倾向道教多些。五代时期后蜀何光远所著的《鉴戒录》中，记载了李德裕经常冠褐，修炼房中术、求茅君点化，抑制佛教徒发展，却保护道士不受侵犯的事例。从中可以看出，虽然他对待道教比皇帝李瀍更理性，但比起佛教来，李德裕已经十分崇信道教。

李德裕针对道教还写过《方士论》和《黄冶论》两篇专论，在这两篇专论中，他极力称赞道家学说，尤其认为黄冶变化是“未之学也，焉之未有”，这里边我们不能排除他写这两篇专论有取悦皇帝李瀍的意图，但从很多史料记载来看，李德裕明显是崇道抑佛的。

因此，皇帝的喜好，“抑佛联盟”的蛊惑以及宰相的支持，使得会昌废佛似乎具备了客观条件。但如果单从会昌年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分析，我们会发现这场废佛运动其实也有朝廷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

拆寺废佛

李瀍废佛事件的发生，除了有佛、道二教之争的历史渊源和李瀍的个人喜好之外，当时的寺院地主和国家甚至一般地主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才是废佛事件的根本原因。

唐朝中后期，大小寺院争先恐后加入土地兼并的狂潮中，以各种方式获得土地占有。当时有舆论认为“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而且据史料记载，当时“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院，吏不能制”。更为突出的是，僧侣本已享受免役特权，但当时寺院所占的土地又不向国家缴纳赋税，导致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为了逃避赋税负担纷纷出家为僧尼，以寺院为庇护之地，这些作为严重危害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而且李瀍废佛看似偶然，实则有其必然性。早在文宗李昂在位时，就曾经对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痛心疾首，他曾经由衷地发出感慨，认为古时候一个农民的劳动，可以供给三个人，而现在算上士兵和僧尼，一个农民的劳动需要供给五个人，这其中负担最重的就是要供养寺院的僧尼（“吾民尤困于佛”）。当时的宰相李训也以天下寺院规避徭役，耗费国家财政，上疏请求下令将其中行业不如令者还俗为民，但当时因佛教势力的根基已经太深，所以文宗一朝未能办到。

李瀍即位后继续采取抑制佛教的政策，并对佛教开始实行限制和歧视，对僧尼的打击迫害也开始升级。前边我们说过会昌元年（841年）六月，在李瀍诞辰的庆阳节上，他赏赐道士紫衣，但却不让僧尼穿着，应该说是他即位之后歧视和打击僧尼政策的第一步。

接下来便发生了棒责僧人的事件，当时南天竺僧人宝月，因入朝未先觐见皇帝而上表请求回国。朝廷非但拒绝了宝月的回国请求，并以越官罪将其拘禁，他的三个弟子各受棒责七下，通事僧受棒责十下，这标志着李瀍打击佛教已经逐渐具体到僧侣个人。

会昌二年（842年）昭义镇刘稹发动叛乱，朝廷被迫需要进行征讨，使得本来就入不敷出的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当时在宰相李德裕和以赵归真为核心的“抑佛联盟”的鼓动下，李瀍终于下定决心从打击佛教升级为废佛运动。他首先采纳李德裕的建议，下诏遣散不在朝廷编制之内的僧人，禁止寺院收置童子沙弥。

十月，李瀍又颁布诏令，宣布长安城中僧尼中有过淫行、嫁娶、不修戒律者，一律强制还俗。其他僧尼如果个人拥有田产，由官府收缴，如果舍不得钱财，情愿还俗的，依据目前所有的财产数量，按比例承担两税徭役。

据史料记载，当时仅上述一项措施，长安城中按照李瀍诏令的标准，因舍不得钱财被迫还俗的僧尼，左、右街功德使统计报告的人数，共计达到3491人。后来李瀍又将这项措施颁布到全国实施，而且规定僧尼所蓄的奴婢中，僧侣只能留下一名，尼姑可以留下两名，多余的奴婢听任其本家收管，无家可归者由官府统一管理。

应该说李瀍废佛伊始，其经济目的十分明确，到会昌三年（843年）正月，强令僧尼还俗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会昌废佛运动的第一阶段算是初战告捷。不过，在这期间也有人对佛教势力实施保护和慰问，其中的代表是拥立李瀍即位的神策军使仇士良。

会昌三年（843年）正月二十七日，仇士良发帖邀请外国僧人，次日到场的有青龙寺南天竺僧人三藏、宝月等五人；兴善寺北天竺三藏南陀；慈恩寺狮子国僧一人；资圣寺日本僧人圆仁及其弟子惟正、惟晓三人，还有各寺院中的新罗僧人、龟兹国僧人等。

仇士良是信佛之人，史料上没有记载仇士良这次邀请僧人的目的是什么，但他于李瀍具有拥立之功，恐怕在当时只有他敢做出如此举动，相信李瀍对他也是礼让三分。不过，这并不妨碍李瀍接下来对佛教打击的升级。

在仇士良邀请众多僧人的一个月后，李瀍继续下诏，宣布已经还俗的僧尼禁止再进入寺院居住，已经被遣散出长安的僧尼禁止再进入长安。两个月后李瀍又下令，盘查在长安寺院中外国僧人的来历，颇有些政治审查的味道。

从李瀍即位伊始到会昌三年（843年）六月，李瀍的废佛运动还仅仅限于打击佛教徒个人的层面，没有牵涉佛教的经文典籍以及寺院建筑。不过，当会昌三年（843年）六月，太子詹事韦宗卿不合时宜地向李瀍进献自己所著的二十卷佛教书籍《大圆伊字镜略》时，李瀍终于找到了损毁佛教典籍的理由。当时李瀍十分愤怒，斥责韦宗卿身为朝廷官员，至少应该尊奉儒教，不应该沉溺佛教邪说，在朝廷内煽风点火，更不应该拿着外来宗教的典籍进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