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六章 联墨（一）（第2/3页）

郭泰又与李膺交好，二人互为知己，而李膺是当时太学生的领袖。总而言之，当时这群儒士比朋为友，在朝野同进同退，打算联合起来用言论打压宦党，结果因为当时的皇帝桓帝偏信宦党而遭到迫害。

但是因为当时李膺掌握着不少宦党亲族的犯罪证据，因此宦党并不敢鱼死网破，在逼李膺退隐后，又杀害了太学中一些带头的儒生，这桩事就算暂时告一段落了。

这即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到桓帝驾崩、天子刘宏掌政，儒学当时的领袖陈藩担任太尉，与大将军窦武合谋诛杀宦党，可惜失败，致使第二次党锢爆发。

这场儒生们失败的反击，终于引起了宦党的恐惧与怒火，于是在第二次党锢事件中，大批的儒士遭到迫害，有的下狱监老死、有的被拷打致死、其余参与者“终生不仕”，名仕李膺亦是死在第二次党锢之祸当中。

可想而知，儒家跟宦党究竟有着何等的血海深仇！

而折巾仕，便是当初跟郭泰一同被党锢牵连的当代名仕，也是目前儒家中最具地位与言论权的引导者。

“折巾仕”、“清流党人”、“太学士”，便是构成如今整个儒家的三个最核心部分。其中折巾仕充当着引路人，相当于当代儒生的榜样；清流党人即朝中“清党”，由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的在朝文官或在野名仕组成，非但是大汉朝廷的中坚力量，亦是儒家中准备接棒的折巾仕继承者，代表人物有杨赐、马融、郑玄、卢植、臧旻、荀爽、袁逢、袁隗、蔡邕等等；而太学士则整个儒家的基层力量，同时也是引领着天下儒生的标示，臧洪、杨彪等皆是其中佼佼者。

论地位看似是太学士最低，但实际上，太学士的影响力却是最大的。就拿臧旻、荀爽、袁逢、袁隗等人来说，他们都是从太学里走出来的名仕，理所当然对太学抱有深厚的感情。而臧旻有儿子臧洪，荀爽有整个颍川荀氏书院不说，还有荀彧、荀攸等荀家子弟，袁逢、袁隗的身后则站着袁绍、袁术两名子侄，哪怕是曹操，他老爹曹嵩也属于太学士出身。

还有张温、孔融、陶谦、刘馥、公孙瓒（卢植弟子）、刘表、刘繇、刘焉、边让、孙坚（由张温提携）等等等等，这个关系网，几乎囊括未来整个天下的俊杰，可想而知，这股势力究竟有多么地庞大。

听了曹操的解释，张煌对于儒家针对宦党的怨愤丝毫不感觉意外，毕竟在二十余年前人家两股势力就在相互倾轧、相互攻伐了，而儒家势力遭到两次党锢之祸，当他们第三次向宦党做出反击时，那力度绝对是远超此前任何一次的。

再者，有了前大将军窦武作为前师，对于儒家有意与当今大将军何进联手，这也不是什么值得令人意外的事。

何进大将军要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消除屡次跟他作对的宦党；而当今儒家则是希望除掉宦党中以十常侍为首的那些奸邪宦官，这简直就是最佳搭档。

不可否认，在除灭了十常侍之后，何进大将军与儒家或许也会产生矛盾，但那终归是日后的事了，而眼下这两股势力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宦党！

借张煌与曹操的碰面，时刻关注着他俩的何进与儒家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回应。

次日，何进便派人向张煌传递了新的指示：匠作司。

正如张煌所预测的，在得知儒家的确有跟自己联手的心意后，何进便展开了下一步的计划，这是这下一步的计划张煌怎么也看不懂。

匠作司？这关匠作司什么事？

后来见到曹操后张煌问起此事，曹操隐晦地指了指天空，又指了指自己的嘴，张煌的表情这才变得凝重起来。

浑天仪？！

张煌心念转动，顿时恍然大悟。

他这才明白何进为何指示他去匠作司，因为匠作司是墨儒的大本营，是研制出浑天仪的朝廷司衙。

何进若是想跟儒家展开下一步的深切商讨，就必须将浑天仪所带来的威胁消除，毕竟张煌与曹操的身份充其量只是充当这两股势力街头碰面的马前卒，真正商谈要事，他俩都还不够资格。

匠作司！

墨儒！

自从在广陵初闻墨儒的传闻到如今已有将近两年，张煌终于有机会接触这股掌握着大汉最先进科技、堪称黑科技的学派，他不免有些激动。

墨儒，尽管后冠有“儒”名，更被称之为儒家杂学分支，但事实上，墨儒就是墨家，除了因为地位上的变化而不得不依附儒家外，与儒家实在扯不上什么关系。

据张煌所知，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兴盛于先秦的诸子百家就相继衰败了，名家、辩论家、兵家、法家等诸多当时与儒家齐头并进的学术，逐渐地被儒家吸收、完善以及取代，只有寥寥几个学派逃过一劫，那就是道家、墨家以及农家。

玄门道家地位特殊，尤其是方仙道与黄老道，曾受君王青睐，地位超然，儒家并不敢动。更别说方仙道还有一位硕果仅存的掌教，大汉国师第五宫元。

不夸张地说，即便如今儒家的势力已完完全全超过道家，也不敢轻易冒犯后者，毕竟后者的前身乃先秦术士，掌握着人力难敌的玄法。

不过墨家以及农家则与道家不同，二者之所以幸存下来，只是因为儒家学士素来自诩翩翩君子，认为墨家视为奇珍的机关、匠作之术只是小道，乃“奇淫巧技”，根本不及儒家的“学而仕则优”，不能跟儒家的国家精英分子相提并论。

而注重发展农业的农家就更不用多提了，就连出身贫穷、年轻时也曾务过农的圣人孔子都觉得务农那是非常低贱的工作，一想起过去那段务农的经历就感觉羞愧，甚至还狠狠批判了自己的弟子想要务农的想法。

倒不是说孔子不清楚农的主要性，但“明白”跟“去做”这是两码事，就好比“君子远庖厨”这句话，君子自持身份，即不想杀生坏了德，也不想去做厨子做的事而被别人取笑，但是又想吃饭，怎么办？回答就是，让别人去做，我作为一名君子只管吃。【君子，在古代大意是国家的管理层，相当于贵族与官员。】

而儒家对于墨家以及农家的态度也是如此：我知道你存在的重要意义，也认为国家的发展与稳定需要你们这样的人，但我还是看不起你。不过看不起你归看不起你，我并不妨碍你发展，但是你们发展的势头不可能超过我，因为辅佐天子、引领臣民的人是我。

于是乎，墨家与农家就在儒家的默许下，仅在学派称呼后添了一个儒字就延续下来了，作为儒家的附庸。

如果说儒家代表着“士”，那么墨家与农家就分别代表着“工”与“农”，再加上商人，“士农工商”的大致社会规格分层其实早在千年之前便已初具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