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2/2页）

这个情况，远在潭州的李纲既无从得知，也意想不到。后来事情的来龙去脉流传开去，李纲感到当时赵构的措置很成问题。更有人怀疑赵构从那时起便已萌生异志。但彼时赵构已经面南称孤，谁敢回头翻旧账，除非吃了豹子胆。

有赵构在河北为帅，虽说让李纲放心了不少，对朝廷赋予的使命，他却依然不敢怠慢。李纲在骨子里就不是个甘隐泉林孤芳自赏的桃源逸士，他的归去来兮之态，纯属无奈下的自慰，一朝权柄在握，壮志未酬誓不休的劲头便顿时恢复如初。他让州官辟置了办公场所，马上就铺开摊子，着手筹备勤王事宜。

但这事办起来却不顺手。地方官员们从上到下都推三阻四，态度漠然。

岑良胜这些日子与李纲处得关系较近，干脆便直率言之，说李大人不必将此事看得太认真，我们曾两次接到过勤王诏令，结果两次均是半途而废，落得个劳民伤财怨声载道。这次恐怕也是那么回事。别看今日催得急，说不定明天就变卦。所以李大人只需做个样子足矣，免得到头来空忙一场。

面对朝廷朝令夕改种下的恶果，李纲只得耐心化解，对众官员承认，前者朝廷确有自相矛盾处，对他们怀有怨气表示理解。但同时亦严肃指出，大家绝不可因噎废食，这回的情况非同以往。如果不是万分危急，朝廷断不会这么快便召我李纲回京。事关社稷存亡，不容作壁上观。如果误了大事，谁也吃罪不起。

经过他软硬兼施地反复说服，荆湖南路帅、漕、宪、仓四大监司以及潭州衙门的各级官员才逐步被动员起来，开始有所动作。但这也主要是为了给李纲一个面子，或者说是不愿与李纲把关系搞僵，所谓抗敌救国的热忱和责任感是谈不上的。

李纲本想力争在一个月内完成起兵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而现实状况却远远难以如其所愿。宋朝的军队，风平浪静时看上去，似乎是个威风凛凛的庞然大物，一动真格的，马上便暴露出千疮百孔，颇似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浑身上下全是毛病。

首先是兵员问题。宋朝实行募兵制，所募之兵轻易不脱离行伍，业已老弱病残尚在军中充数者颇众。一支千人之旅里，真正可上阵拼杀的兵勇能有五百就算不错。

其次是马匹问题。对付纵横驰骋于北方平川的敌寇，没有强大的骑兵，很难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中国盛产骏马之地，一在蓟北，一在河套，内地养马不易，南方温湿地带养马成本更高。而宋朝自开国以来，就一直未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鼓励养马的政策。锐意改革的王安石曾想出过一个民间保马法，却因施行起来弊端太多，最终变成了个馊主意。所以每逢战时，战骑告缺便不可避免。

兵器问题也很大。宋朝的冶炼技术和兵器制作水平，原是领先于世的，但因腐败之风甚嚣尘上，各行各业都在作假，兵器行业亦概莫能外。制作司的监造官员只要是得了好处，便装聋作哑一切不问。将士们手里的家什，有不少是粗制滥造的赝品，刀刃一砍即崩、箭镞不出百步之例比比皆是。持着这等武器上阵，纯粹是去送死。

还有粮草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带甲十万，日费千金，这是最起码的军事常识。宋朝不似唐朝那样准许州郡自储钱粮物资，而是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地方上所有的财物所得，必须全部转运朝廷。设在各路的漕使，又称转运使，便是专门监管这件勾当的。这样一来，京师自然是富甲天下了，但地方上一旦有需求，急切间却无可调配。

这些问题，李纲不是第一次遇到，现在它们又一个不少地冒了出来。如不设法解决，勉强起兵亦不顶用。勤王兵马开赴汴京，是要准备打大仗恶仗的，这可糊弄不得。

从根本上革除这些积弊，不是哪个人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事，亦非目下的当务之急。李纲现在只求使部队尽可能具有稍强一些的战斗力，而这也需要多方协力配合，诸事难以一蹴而就。再说潭州不比汴京，天高皇帝远，庙小牌位多，李纲虽有朝廷令箭，毕竟强龙不压地头蛇。他身边又无心腹可用，种种事务都得依赖当地官员去办。若是惹得这些人逆反起来，故意给你找别扭出难题，反而欲速不达。因此李纲尽管心急如火，却不便严词厉色过度催逼，只能以身作则事必躬亲地去尽力督办。

实际上李纲就算是能够即刻起兵，也不济事了。早在他接到蜡书之前，汴京就已陷落。只是由于道路阻隔音信中断，江南得悉甚迟。当李纲闻得凶讯时，徽钦二帝已经颠簸在凄凄惶惶的北狩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