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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个相互补充着继续奏道,古语云,大丈夫能屈能伸。目前敌强我弱的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承认这个事实,便不能不在议和条款上对金人有所迁就。这是个策略问题,算不得什么耻辱。就算是个耻辱,我们暂时也得忍着。暂时的忍受,是为了将来的复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历史上这样以屈求伸的英雄不胜枚举。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终于打败夫差灭了吴国,不就是个著名的例子吗?我大宋现在还远未沦落到当年越国那一步,金人的要求,不过就是割地赔款索要两个人质而已,有何不可应之?在京城自身尚且存亡难保的情况下,斤斤计较那北方三镇有何意义?而与朝廷的安危相比,金银绢彩之属就更是无足轻重了。尽我汴京之所有,以货币易平安,拯百万黎民出水火免涂炭,又有何不可为哉?至于遣送亲王及宰执大臣为质,为示议和诚意计,似亦无不可准者。若我朝果然诚意昭然,令金人尽遂其欲,其安得有不欣然北还之理,汴京之危岂不就此冰消雪融耶?此策较之李纲之说,其结果孰险孰安,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可以同意遣送亲王去金营为质这一条,李邦彦没敢说,是张邦昌提出来的。

在一般人看来,公然在皇上面前提出这一条,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张邦昌却是摸透了赵桓的心思:只要能保得自身平安,付出什么代价赵桓都不会在乎。他敢于如此建言,正可显示他对皇上是忠心耿耿。果然赵桓闻言并无愠色,甚至还颇带赞许地微微点了下头。张邦昌就知道,这个马屁拍对了地方。只是后来那个被遣为人质的康王赵构居然成了皇上,而这件旧事则成了他不讨新君喜欢的一个潜在原因,却是他此时不曾料到的。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听李邦彦、张邦昌奏毕,群臣交头接耳,一阵窃窃私语,不少人觉得他们两个说得是蛮有道理的。

李纲却是早就听不下去了,他简直不明白这两个人发此谬论到底是想干什么。这不说是蓄意误国,起码也是愚蠢透顶。他按捺不住地再次出班,高声奏道:“臣闻李张二相之言甚为惊讶,他们的意思,不过是欲躲一时之祸,然则却后患无穷,这种苟且偷生鼠目寸光之见实不可取。”

李邦彦见李纲出言不逊,岂肯示弱,马上反唇回击道,李右丞无视朝廷危局,一味逞强恋战,颇有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之嫌,皇上不可不察,以免为其所误。

这话一出口,大大地激怒了李纲。为了守城所经受的千辛万苦他可以不在乎,但是他很在乎人们对他的评价。他这个人是相当看重自己的名声的。大丈夫一生的追求,不就在“功名”二字上吗?追求功名固为私欲,但若将其与精忠报国结合在一起,又有何错,又有什么可指责的?一句“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虽只寥寥数语,却从根本上贬低了李纲的守城目的,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见赵桓听了这话竟然无动于衷,内心掠过一阵寒意,当即愤然地向其躬身奏道,李太宰既如此说,臣颇感不宜再列位宰执统领三军,以免徒增欺世盗名贻误国政之罪。请皇上贬臣为庶民,臣当退居茅舍闭门思过。

赵桓在这个时候哪里离得了李纲。他亦知倘若议和不成,还是得被迫迎战。而目前除了李纲,手头上还真难再遴选出一个能够统兵守城的得力主帅。见双方剑拔弩张地僵在那里,他挥了挥袍袖打圆场道,众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皆是为国建策,见解不同可以商量,不要急躁斗气。李右丞守城任重,不可请免。希李右丞再接再厉,勤勉奉公,莫负朕望。李纲和李邦彦听赵桓这样一说,不敢当堂再争,便都忍气吞声地道了声“谢主隆恩”,各自退回班列。

赵桓就问其他大臣有何论见。

众臣里除有许翰、孙傅、何栗直言表示支持李纲,唐恪、聂昌、王云表示李邦彦张邦昌之见谋略周全值得考虑,吴敏、耿南仲、徐处仁表示可将双方的意见折中、原则上应允金人的要求,而在某些过于苛刻的条款上请求其放宽尺度外,余者皆未发言。不过观其颜色,可以看出赞同李邦彦、张邦昌之说者居多。

赵桓在心里也是倾向于李邦彦张邦昌之说的,认为他们的看法更为客观和实际。但他没有急于在朝会上表态。因为一来他感觉兹事体大,还是慎重斟酌一下的好,二来他知道如果当堂表示可以全盘接受金人的条款,必定会引起李纲的激烈抗辩,那将弄得他在群臣面前很难堪,很下不得台。

退朝后,赵桓回到御书房,对双方的理由细思一遍,权衡再三,还是觉得依李邦彦张邦昌的建策行事更为稳妥,回旋余地更大。诚然,那样一来,宋朝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上都要吃大亏,但为了解除燃眉之急,吃再大的亏也只好先自认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待到我大宋元气恢复,今日之债朕要教他金邦十倍百倍地加以偿还。

如此想来,赵桓不禁为自己的远见卓识自负地一笑。堂堂一国之君,自然不能与李纲一般见识。李纲之辈只知逞一时之意气,争一时之短长,那才真正叫作鼠目寸光。李纲这个人,确实是忠心可嘉肝胆照人,只可惜太不善于通权达变。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诚可叹哉也。

次日,赵桓于延和殿召见李邦彦、张邦昌两人,向他们宣布了其无条件接受宗望议和条款的决定。

李邦彦、张邦昌听了,颇感愉悦。皇上的单独召见,及其议和决定的下达,充分说明了皇上对他们的信任是在李纲之上。两个人马上笑容满面地谄媚道,皇上英明盖世,似此高瞻远瞩之决策,非千古圣君不可定也。和约若成,金军焉有久滞城下之理?臣等预料,汴京之围必当指日而消。

然而这两个人高兴得未免太早了点儿,赵桓接下去说出的旨意,就让他们笑不出来了。赵桓颁布的下一道旨意是,命李邦彦负责筹集金人索取之金银物资,务必要尽依其数筹齐,按其时限缴纳;命张邦昌作为计议使,陪同康王赵构出使金营。

李邦彦、张邦昌一听赵桓分派下来的差事,顿时俱在心里叫苦不迭。

李邦彦只是在原则上想到必须充分满足金人的条款方能免战息祸,至于如何去满足,他却并未具体去想,亦未认为那是属于他职责范围的事。现在这事落实到了他身上,问题就来了。

用李纲的话说,金人之勒索“虽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数”,那天下之财是我李邦彦能够调动得了的吗?天下者,皇上之天下,那显然应当是皇上该做的事嘛。你当皇帝的不去张罗,轻飘飘一句话便将这事推到我李邦彦身上来了,还要求限时筹齐,我到哪里去筹?我总不能明火执仗地上街去抢吧?这不明摆着是个不可能完成的差事吗?差事完不成便要影响议和,影响了议和便罪责非轻。这事绕来绕去,怎么把我自个儿给绕进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