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7章 文武之德（第2/5页）

这其中的关键，是自北魏起，中原王朝传统上所依赖的，汉族的军事文化与制度已经断代。数百年被胡人的军事力量死死压住，汉人自己也失去了军事上的信心，被动主动地接纳了鲜卑带来的军事文化。从那个时候再论兵事，可以看出来跟两汉的明显不同。

最终汉人的文与胡族的武，在双方的互相作用，交流与碰撞中，一起揉合出来一个怪胎。汉朝兵民一体的传统从此断代，军队与社会隔绝，成为了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世代相传，不事生产，靠着兵饷过活。各方接受，是说军外的人为这个群体提供资源，这个群体持刀枪保护军外的人，一如当年高欢说出来的理论。大宋敛天下之财以养军，便是基于这样一个基础。当然事实是他们没有起到保护的责任，索求的资源还越来越多。不能对来敌战而胜之，还索求无厌让国家供养不起，双方的矛盾自然而然产生。

只有改朝换代的时候，这个群体才有可能被打散，不然牢不可破。原因很简单，这是跟秦始皇收天下之兵一样的路数，不过高明得多。不是收兵器，而是造出这么一个完全寄生性质的人群。他们只能依赖于政权，政权一散，这些人就衣食无着。而且他们是旧政权的帮凶，除非新的王朝要再造这么一个集团，接纳他们，不然他们就只有一死，这是他们所谓忠诚的根本。而天下武力全都收到他们手中，战力再差，也能够压制住境内造反的人。

这样一个外来文化寄生性质的军事集团，天然带着草原上基因。当有利可图，胜利唾手可得的时候，他们耀武扬威。而一当外敌强大，就畏敌如虎，与敌合作是第一选择。他们本是寄生在自己国家上的，与社会与人民割裂，没有保家卫国的自觉。

这样一个军事集团，初兴时，可能战力强大，一安定下来，便迅速堕落。能打仗是为了多抢钱，而安定下来之后，只要提笼遛鸟，就能拿着刀从寄生的母体予取予求，又何必委屈自己呢。对外作战一有不利便投降动摇，对内镇压则穷凶极恶，是他们骨子里的基因。

这样一种文化，这样一个拿着刀的集团，看起来应该是国之大害，人人喊打才是，其实不然。关键在于，这样一个集团，里面的人不事生产，不劳而获，就可以过上中等以上生活，而且是世袭的。从这个集团形成起，就有许多人想过这样一种生活。表现为军事集团只是那时候军力是天下根本，当军力无此力量，也有人想换一种名目继续再造一个别的什么集团出来。只要把这个军事集团的历史洗清，把理论做实，新的集团也就有了基础。

这个集团也以表现为文人团体，可以表现为宦官团体，也可以表现为商人，甚至银行家，各种各样的名目。只要能够世袭，不劳而获，轻易获得社会资源，就有人向往。南宋灭亡，这个军事集团破产。数百年后，还能够再次以八旗制度还魂，可以想见其生命力。

这样一个集团的文化，天然带有反汉化的性质。他们可以是汉人，却会反对汉文化进入军中。和平时期，军事力量地位下降，他们会选择卑伏。对朝廷小心谨慎，而对属下则加倍刻薄。对朝廷谨慎以免祸，对属下刻薄以敛财。一旦战起，则以战事胁国家，只顾私利而不顾大义。胜了就耀武扬威，索求无度，败了就垂头丧气，怂恿投降。国家一乱，朝廷权威一失，要么割地自立，要么转身投敌。对国家，对人民，没有任何感情。

以重文轻武追述古代兴亡，如果是汉人王朝，必把天下丧失的责任推在文官集团的头上。如果是胡人王朝，则就成了因为汉化而灭国，没有保住自己尚武的文化。汉人王朝是重用文官亡的，胡人王朝是汉化亡的，一个话语体系，取向显而易见。这样做不需要从史料上费多少功夫，因为武人集团带有胡族文化基因，汉人王朝必然轻视。这是必然，也是史实。而至于在真正的历史上，这些人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已经不重要。如果有哪些人跟上面的论断不相符，那就是特例，特例并不影响总体判断。只要你信了，他就真了。

这套话语体系生命力之强大，让人心生畏惧。在徐平前世，介绍少数民族的时候，如果是汉化程度深的，必然带上由此带来的天生柔弱。如果汉化程度浅的，必加一句这是一个尚武善战的民族。历史上是什么样子不重要，只要顽强地不被汉化就足够了。

要理解这个年代重文轻武的性质，徐平前世有参照物。

太祖时曾掌禁军大权的大将党进是胡人——这不奇怪，禁军集团本就是由汉化胡人和胡化汉人组成，再强调一遍，要注意这一个人群天然的动摇和投降倾向——本不识字。北宋立国之后，太祖提倡文治，有欲要武人尽读书之意。党进查看风向，也想学着说两句有文气的话，表示自己也读书。他在太祖面前留下鲁朴的形象，其实又惯会巴结尚未登基的宋太宗，本就是一个很会投上所好的人。一次上朝，他让人帮着把自己要说的呈辞写在笏板上，事前背熟。结果面见太祖的时候，却又一时忘了，憋了半天说不出来，只好道：“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完全词不达意，让宋太祖一头雾水。此事在朝中传为笑谈，他解释道：“我见那些穷措大受掉书袋，我也掉两句，让陛下知道我也读书了。”

这件事被徐平前世的人拿来作为宋朝崇文抑武，逼着武将出丑的例子。其实党进是不是真地背熟忘了，很不好说，他是个伪为鲁朴而实际善钻营的人。背过忘了，比真地在太祖面前说出来更符合他的人设。让太祖知道自己想掉文人书袋，表示自己赞同提倡文治的风气。而没有做到，说明自己的质朴，从两个方面投太祖所好。

在徐平前世，恰好有事情与此相映成趣。

那个时候的很多大人物，甚至有些高级官员，爱在记者公众面前讲英语。其实他们面对的是本国记者，本国观众，说的是本国事情，却非要在话里掺进英语去。这个习惯其实与党进见太祖时的表现没有不同，只是面对局势，低下自己的头颅，向占据优势的集团文化行礼。党进低头的是汉人文官集团，讲英语的人们则在向洋文化致敬。而对于某些身份的人来说，如果如同党进一样想说而说错，则更加精妙，同时讨好两个群体的人。

明白了徐平前世的崇洋媚外，和由此引起的排外情绪，便就明白了宋朝的重文轻武。

五代初期是胡族势力占上风，便就重武轻文。而随着时间发展，胡族在汉化，便就慢慢向重文轻武转变。到了大宋立国，这一切就已经都水到渠成。文武之争，是汉化和反汉化之争。汉化成为了主流，则重文轻武就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