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第2/3页）
“呵——江姐！”大家禁不住喊出声来。
可是，江姐只跨了几步，便扑倒了。蓬乱的头发，遮盖着她的脸，天蓝色的旗袍和那件红色的绒线衣，混合着斑斑的血迹……
女牢里奔出来几个同志，把江姐轻轻地扶了起来，抬进女牢……“卡嚓”一声，女牢的门，被紧紧锁上了。
“怎么啦？怎么啦？”楼上楼下的风门口，探出了战友的头，彼此焦急地询问着。阳光透进女牢的签子门，只见忙乱的身影，在室内不停地来回走动。
“这些禽兽！把江姐折磨成了什么样子！”人们愤愤地抓紧牢门。
不知何时，风门边放下了一小桶霉米饭。是吃早饭的时刻了，可是谁有心思吃饭？刘思扬匍伏在楼板上，泪珠不断滴落在纸上，他第一次这样感情激动，用血和泪一起来写作诗篇。
“怎么样？有消息吗？”
“听说昏过去了，女室的同志正在急救……”
楼上楼下的牢房，在签子门边了望的人们，彼此询问着。
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过去了。余新江站在楼七室房间的正中，激动地朗读着刘思扬刚写好的诗句：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凉水灌进鼻孔，电流通过全身……
人底意志呀，在地狱的毒火中熬炼。
像金子一般的亮，像金子一般的坚。
可以使皮肉烧焦，可以使筋骨折断。
铁的棍子，木的杠子，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
那是千百个战士的安全线呵！
用刺刀来切剖胸腹吧，挖出来的——也只有又热又红的心肝。
正是大家担心着江姐安危的时刻，女牢里人们怀着更大的不安。
孙明霞用盐水洗完了江姐最后一根指头上的血污，向站在床前的人们伸过手来。
她旁边的人，把棉花签和红药水瓶，递了过去。孙明霞顺手取了根棉花签，蘸着红药水，在江姐的伤口上，小心翼翼地涂着。可是她发现，伤口里残留着一些折断了的竹丝，只好放下药签，噙着热泪，用指甲拨开血肉模糊的伤口，挟出一条又一条嵌在肉里的竹丝。昏厥中的江姐，似乎也感到这阵伤口的疼痛，她的手指抖动着，血又从伤口里流涌出来。孙明霞忍不住转过头去，眼泪涟涟……
“冷静点……明霞。”
“把红药水给我。”又一个人接过了孙明霞手上的药瓶；再把一根一根蘸着红药水的棉花签，递给孙明霞。
江姐仍然昏迷地躺在床上，呼吸微弱，咬紧牙关，仿佛在努力抵抗着痛苦的感觉，不让自己叫出声来；当棉花签接触到她深陷的伤口时，她的身子微微地颤动了一下。
“轻点！”人们心里痛楚地一阵阵紧缩。孙明霞歉疚地望了望江姐，咬着牙，垂下头，继续涂着红药水。她不禁想起了，在狱中第一次见到江姐时，江姐用她宁静而坚贞的目光，凝视着自己的泪眼轻声说过：“在接受考验的时刻，人的生命，要用来保持党的纯洁……”
昨天夜里，江姐被特务押出去的时候，孙明霞还冲向牢门口呼唤：“江姐！江姐！”江姐在牢门口停了一下，又平静地回头对她微微一笑。那一瞬间的微笑，曾赋予了她多少力量，那种包含着无穷勇气的平静的微笑，使她永远难忘。
“石花①弄好了吗？快！”孙明霞快涂完红药水的时候，轻声问道。
①石花，集中营围墙的基石上，长的一种灰白色的苔鲜植物，被用来止血。
“弄好了！”一小碗石花的粉末，递到床前。
孙明霞拈着石花的粉末，撒在江姐的伤口上，然后用棉花、布条，在江姐的手指上轻轻缠着。
包扎完了，孙明霞准备去解开事先缠在江姐胳臂上，帮助止血用的布带。
“慢点！慢点！”人们深怕布带松得快了，血液会一下冲击伤口，使江姐感到疼痛。
“我晓得。”孙明霞点了一下头，缓缓地放松布带，人们的眼光全望着江姐的脸。只见她眼睫毛眨了一下；嘴角微动着。苍白色的脸上，似乎露出一丝红晕。这时，渣滓洞是一片沉静，连特务办公室里的吊钟“滴塔滴嗒”的声音都听得见。
最后一条布带松开了。江姐“呵——”了一声，把头向外转了一下，嘴里吐着血沫……
“怎么？”女牢房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低声惊叫起来。
“江姐受刑的时候，用自己的牙齿把嘴唇咬破了……”孙明霞说完以后，不觉又流出眼泪。
大家也不禁泪珠滚滚，沉思着：一次次的拷打，江姐不知经受了多少剧烈的疼痛……是她，一个女共产党员，平静地在敌人面前宣布：胜利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告诉男室的同志，江姐快醒过来了！”孙明霞的手从江姐的脉搏上松开，马上又为她盖上被褥。
“加个枕头垫高些吧”一个叫李青竹的衰弱的人，躺在对面，她困难地欠起身来说着。
老虎凳折断了她的腿，使她不能久守在江姐身边，为多年的老战友分担一些痛苦。
“垫高了不好。”孙明霞感谢着李青竹的好意，用关切的神情回头望了望她，好象是说：“不要操心，你躺下去，躺下去……”
“明霞，去歇一下吧，看你累成这个样子。”李青竹又叫了她一声。
“不要紧，我不累。”
谁愿离开呢？人们固执地站着，守候着江姐的苏醒。
“是什么力量使江姐这样坚强？”站在床边的孙明霞沉静下来，深思地问。
谁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呢？人们很自然地把头转向侧卧着的李青竹。
“……江姐是我们大家的榜样。”李青竹在众人的期望中，终于缓缓支起上身，讲说起来。“我和她在一起工作过很久……她刚学会喊‘爸爸’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靠着借、当、做针线杂活养着家口。她七岁那年，母亲听说大城市容易生活些，带着她来到重庆。
在那军阀混战，饿莩遍野的年代，母亲绝望了，终于丢下新生女儿，投江自尽了。无依无靠的江姐，流落在孤儿院里，常常刚端着饭，就被人把碗夺去。她噙着一泡眼泪，从来不肯当着人哭泣……
“江姐还不到九岁，就在南岸的一家纱厂里当童工。做了两年，江姐得了重病，被赶出了工厂……”
李青竹深情地望了望江姐，她仿佛又看到十年前和江姐一起学习，一道工作的情景：在一个阳光泻满山谷，碧波荡漾的山溪边的竹林深处，江姐崇敬地凝望着竹枝上闪闪发光的镰刀锤子交叉着的旗帜……溪谷里久久地回响着庄严明朗的声音：“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初春，党决定派一批党员去支援农村的武装斗争。江姐和她的丈夫，都提出了申请，党批准了她丈夫彭松涛同志的请求，要她仍然留在城市。那天，我还和她一道，到朝天门码头送走了彭松涛同志。”李青竹自己，就是在那以后不久，也被派到乡下去，不幸在半路上被敌人逮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