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袁纵洪逃离京津实情（第2/3页）

一、述祖腰痛又发，拟请赏假赴医院割治，明早出京。一、经手取来之红蓝二烟壶，前途共索价八十元，不肯少，倘不可，即交敝寓看门人石升可也。一、亚翁为我代陈明总理为幸。述祖托。二十五日晚留字。[15]

信中“亚翁”似指内务部次长言敦源。由“亚翁为我代陈明总理为幸”一句，可知洪系不辞而别。另据《大中华民国日报》记者调查报告：“洪于二十五夜至堂子胡同赵总理宅，急欲与赵谭话，适周学熙在赵处久坐不去，洪即告同事某君曰：‘我臀上现生一疮，急于赴津就医，拟请假数日，请代禀总理。’语毕匆匆即去。旋又回曰：‘我有鼻烟壶两个在总理手，请告之总理，明日将此烟壶交我之仆丁陈某可也。’语毕复去。某君见其神色张皇，且请假数日，何必索及鼻烟壶，一似与总理永诀者，颇疑之。此二十五夜情形也。”[16]这一报道恰可与洪述祖给同僚某君所留手信内容相印证。同时，《大中华民国日报》所述情节还表明，洪得知自己已经暴露消息可能比赵还要早，且洪离京前并未与赵面谈，因此不存在赵通消息于洪的可能。何况赵与洪关系疏远，并非杀宋同谋，即便赵先得知洪与杀宋有牵连，也不会通消息于洪。

总统府则不一样。按照王治馨所说，袁世凯在3月23日（实际可能为3月22日或24日）便已知杀宋为洪述祖所为，但他并未采取任何措施。3月25日晚“八钟后，总统因宋遯初君被刺身死种种问题，在府中特开会议，如段芝泉、段香岩、王揖唐、陆朗斋、陈二庵诸君均列席与议，直至夜半十一钟始散”。[17]此次会议即前引《民立报》报道中“某甲”所云“总统府之会议”。其时洪述祖杀宋消息不仅已为报纸披露，而且已为总统府人私下议论，但当晚总统府会议却没有决定立即对洪采取控制措施。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此重要的会议，身为国务总理、内务总长的赵秉钧竟然没有被请去参加，而是在家与财政总长周学熙久坐。显然，袁世凯有意避开赵秉钧来处理此事。这或许是因洪述祖为赵秉钧之秘书，赵秉钧理应回避，但更大的可能是，袁世凯担心赵秉钧为了自证清白，不愿放过洪述祖。而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赵秉钧确未与闻杀宋之事。果然，当3月26日得知洪述祖为嫌疑犯后，据王治馨言，“赵总理到总统府发电报捕拿洪述祖，总统府多人欲出而阻之”。[18]上述情况说明，3月25日晚总统府会议一定做出了放走洪述祖的决定，这才使洪得以在3月26日晨顺利逃离北京。

关于洪述祖出逃的具体情形，1918年9月京师地方审判厅审讯洪述祖时，审判长曾问：“当宋案发生后，汝因何逃跑？”洪述祖供：“系因赵总理转传总统之意，令我躲避，恐我被人暗杀，致我走后，有警察至我家中，将我所有之文件、电稿全行抄去焚毁。”[19]洪述祖为了卸责于人，把赵秉钧也说成放走他的人，但如前所述，这并非事实。洪述祖说“有警察至我家中，将我所有之文件、电稿全行抄去焚毁”，也是为了将责任推到袁、赵身上，暗示袁、赵为主谋，因此他们将其家中“所有之文件、电稿全行抄去焚毁”，以掩盖真相。但实际上，洪述祖逃离前，至少有半个白天和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来销毁罪证，他岂能将证据拱手留给警察？事实上，洪述祖逃离北京四天后，警察方去椿树胡同其家搜查，结果发现“家中紧要箱笼已全行搬去，所余书类文件全与此案无关，惟得程德全保应夔丞原电一通（即程德全保应为江苏驻沪巡查长之电——引者）而已”。[20]

袁世凯既有意放走洪述祖，那么洪述祖逃至天津两天竟安然无恙，跟踪至天津抓洪的警察一无所获，也就不奇怪了。而洪述祖于3月28日能够从天津顺利南下，到达济南，然后转车逃往青岛，同样是袁世凯有意放纵，无怪乎时人有种种疑问。《民立报》记者就曾提出四大疑点：

记者调查，二十六日时，警察方面已预备捕拿，而洪之南下也，实二十八日晨九时，相隔两日，竟令洪悠悠而去，一奇也。侦缉队之赴津也，据云在二十七日，即洪出逃之前日，此一日间，侦缉队所作何事，二奇也。二十八之南行车并非通车，一日始到济南，三日始达浦口，政府如于二十八日一电到山东，便可捉贼，乃总统之通电，偏偏二十九日始发，三奇也。自二十九始，至初一日，又已四天，无论洪述祖向何处走，既云开专车跟缉，应早就获，乃至初一日晚间，跟缉者尚无以后之报告，四奇也。一罪恶滔天之犯人，发见已一周之久，而令悠悠携眷而去。此内务部之责乎？抑交通部之责乎？要之，洪犯之神通广大于此可见，而某当局之心迹，欲见谅于国民，难矣。[21]

以上四“奇”中，第三“奇”所述不够准确。据报道，3月28日上午，也就是洪述祖乘津浦路火车由天津出逃当天，津浦路北局其实曾有一电致南局会办赵庆华（燧山），内容如下：

燧山兄鉴：顷由警察厅长杨以德来，称奉大总统面令，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携带女眷一人，乘津浦车至济南，由济南至浦口。此人面有红斑，黑须，务饬地方官一体严拿等因。奉此，查洪述祖既由本路南下，自应知照地方警厅遵令办理，惟本路兵警不准干涉云云。[22]

由电文中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称奉大总统面令”云云，可知该电实系袁世凯将杨以德召至北京，面授机宜，再由杨返津请津浦路北局发出。“此电系二十八日上午由津拍发，则是日即可抵沿途各埠，是时洪之踪迹不过达济南耳。乃电末忽加‘惟本路军警，勿加干涉’二语，且此电不即交发警务处（指此电系发给津浦路南局会办而没有及时交发地方警务处——引者），遂使元凶脱逃。”[23]可见袁世凯确是有意纵洪。迨至29日，袁世凯连发三道捕洪通电，然此时洪述祖已逃至青岛，连发三电不过掩人耳目而已。[24]

且说洪述祖于3月28日逃离天津后，警厅侦探从其宿纬路住所带回仆人二名，并录有口供。据二仆所供，洪述祖出逃前是比较从容的。其初欲于3月27日经海路逃往上海，旋因当日没有赴上海的轮船而作罢。3月28日欲乘火车至上海，又因当日没有通车直达浦口，故决定先至济南。[25]但据1917年8月洪在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受审时供称：

当时袁总统府差官来，向我声称，总统叫你至青岛，我即偕同出京。迨至天津，该差官即向我云，总统得有各处探报，有许多人欲图暗杀尔命，是以令尔至青岛暂避等语。我遂至青岛闲居云云。[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