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洪应利用“应密”策划杀宋与赵无关

由于洪述祖是赵秉钧的秘书，因此宋教仁被刺后，很多人立刻就将赵视为刺宋幕后主使，然而，这种建立在一般人际关系基础上的推断实在太过简单，也很危险。当宋案证据尚未公布之时，在一片怀疑声中，《时事新报》便发表社论，提醒人们应当注重证据，不可漫加怀疑。其言道：

今宋案之内容既未披露，则吾人所当望于宋案者，第一即在案中之证据。证据所在，国法随之。古时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之例，决不适用于今日……夫洪之所以受嫌疑，则因搜查证据之时，发现应与洪之关系，以证据而被嫌疑，天下所以痛心疾首于洪也。虽然，嫌疑之地，有其界说存焉。若漫无界说，逞一人之私意，一己之私愤，道路之人，皆无不可在嫌疑之列也。以人的关系，而推及于同乡，以官的关系，而推及于同僚，则桑梓之谊不能存，寅寮之间有大戒，恐古之专制时代，瓜蔓抄之牵累，不如是其甚也。[153]

冯国璋则在证据公布后发表通电，明确表示“不能以洪述祖之故，疑及赵总理”，电曰：

宋前总长之被刺，证据已经宣布，所可推测者，洪、应为案中最要之人，其他无可臆断。平情而论，责赵总理之任用非人可也，以洪、应之罪加之于赵，则必不可。按之事实，既无指赵与闻之证实，考之法理，除法庭裁判外，亦无何人可任意加人以罪名。[154]

赵秉钧之所以被很多人视为刺宋幕后主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于1913年1月14日函送应夔丞的密码电本，后来成了洪述祖和应夔丞策划杀宋的通信工具，而洪述祖又是赵秉钧的秘书，被国民党人视为赵之私人。然而，如果严格依据史料分析，洪述祖产生杀宋之意在3月6日其致应夔丞函中，而“应密电本”至迟在2月22日赵秉钧就已经交给了洪述祖，因此，赵秉钧对洪、应二人后来利用“应密电本”策划杀宋之事是否知情，就需要审慎分析。

赵秉钧手中后来不再掌握“应密电本”，这一点无可怀疑。先是1913年2月22日，洪述祖有一函致应夔丞，其中写道：

以后勿通电国务院（除巡缉长之公事不计），因智老已将“应密电本”交来，恐程君（指国务院秘书程经世——引者）不机密，纯全归兄一手经理。[155]

赵秉钧对此事的说法则是：“洪一日来，谓得应秘电，请假秘电本一用，此后竟未缴还。”[156]不管哪一种说法，都证明2月22日以后，赵秉钧手中的确已经不再掌握“应密电本”。洪述祖1917年在上海公共公廨受审时，曾试图否认这一事实，称：

“川密电本”我处留存一本，“应密电本”则不在我处。我凡遇“川密”之电，我可当场翻译。惟“应密”我处并无电本，故收到后即行加封，转送赵之寓所。[157]

1918年在京师高等审判厅受审时，洪述祖又称赵秉钧实际上并未将密码电本交他，“‘应密电本’仍存赵之皮箧内，跟随人走”，[158]试图将后来他利用“应密电本”与应夔丞策划杀宋之事转嫁到已死数年的赵秉钧身上。然而，洪述祖所言不过诡辩而已，正如法庭判决书所言，赵秉钧如若未将“应密电本”交与洪，则洪述祖在2月22日函中就应当告诉应夔丞“赵秉钧‘拟将应密电本交来’，惟原函明明谓‘已将应密电本交来’，其为业经取得，无可置辩”。[159]还有，赵秉钧如果未将“应密电本”交洪，何以应夔丞后来给洪所发“应密”电报会有“乞转呈”字样？[160]而且在宋教仁被刺前一天，洪述祖还曾用“应密”发电给应夔丞，指示“事速进行”。[161]另据《民立报》驻京记者调查，“洪归京后（指洪述祖1月底赴上海调查欢迎国会团真相后返京——引者），与应往来密电甚多，皆用‘应密’二字冠首。洪以不到部也，部中得电辄送其家，当时同事等引以为奇，而未动他疑，事后始明其故”。[162]另外，前引张国淦所记国务院“电务处人言，以后亦未接有上海特别密电”，也与洪述祖2月22日致应函恰好可以相互印证，证明2月22日以后，赵秉钧或程经世确已不再掌握“应密电本”，应夔丞有电也不再“直寄国务院”。

但前述两种收授“应密电本”的说法，内涵却有很大差别。倘若洪述祖所言为真，也就是赵秉钧因担心程经世“不机密”而主动把“应密电本”交与洪述祖“一手经理”，那么，即便2月22日以后赵秉钧不再掌握“应密电本”，他仍有与洪述祖合谋杀宋嫌疑。倘若赵秉钧所言为真，即“应密电本”为洪所借去而未归还，则2月22日以后“应密”电所涉杀宋等事就与赵无关，除非洪述祖主动呈报。因此，两种说法究竟哪种是真，还须加以辨析。

应夔丞是江苏驻沪巡查长，其职责“专在稽查匪情”，[163]属于内务部管辖范围。由前述1月14日赵秉钧函送应夔丞密电本的情形可知，赵秉钧对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并不信任，因此才要求应夔丞“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由国务院秘书程经世译呈或亲自译电，以免洪述祖借机招摇，同时也说明赵秉钧对程经世是信任的。甚至有人称，程经世“貌甚美”，赵秉钧对其“昵爱如拱璧”。[164]然而，按照2月22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所述，却成了赵秉钧因为担心程经世“不机密”，而将“应密电本”交给洪述祖“一手经理”。这一明显矛盾，说明洪述祖2月22日函有极大可能是为了欺骗应夔丞，防止其以后仍然通电国务院，从而避开赵秉钧、程经世，将秘密限于二人之间。同时预示着洪述祖正在酝酿大动作。果然，2月22日以后约有半个月，洪、应之间没有任何函电往来。其间洪述祖做了一件很耐人寻味的事，就是于2月27日将家眷由北京搬至天津宿纬路自置房内居住，[165]似乎在做某种准备工作。而到了3月6日，洪述祖即在致应夔丞函中指示其可以乘机对宋下手。洪述祖的这一做法相当阴险，应夔丞后来始终以为杀宋是中央的意思，就与他相信了洪述祖2月22日来函有关。

实际上，从2月4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我们就可以看出，洪述祖早就试图将赵秉钧、程经世排除在外，以便他和应夔丞进行某种密谋。当时洪、应正与赵秉钧、袁世凯谋划构陷“孙黄宋”之事，洪在该函中写道：“望弟以后用‘川密’与兄，不必再用‘应密’，缘（经）程君之手，即多一人也，且智老处手续不甚机密。”洪述祖别号“观川居士”，“川密”为其自用密电码，由此可以看出洪述祖早就居心叵测。

这就是说，赵秉钧所说洪述祖借去“应密电本”而未缴还应当是实情。不过洪述祖“借”的理由——“谓得应秘电，请假秘电本一用”，很可能也是其编造，用以欺骗赵秉钧的。首先，应夔丞以“应密”致电洪述祖，与赵秉钧要求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不符。其次，应夔丞手中早已有“川密电本”，他要给洪发密电，何以不用“川密”，而用“应密”？他明知洪述祖手中并无“应密电本”，何以仍要违背赵秉钧的指示，用“应密”发电给洪？可见，洪对赵“谓得应秘电”，不过是谎言，目的是要将“应密电本”搞到手，以便进行接下来的诡谋。他借而不还，就是因为他要利用“应密电本”；而赵秉钧借而不取，则是因为他本来就是被动卷入构陷“孙黄宋”阴谋当中的，而且以他丰富的官场经验和警察工作阅历，不难判断出，这不过是洪、应借机骗钱的把戏，因此，洪述祖来借“应密电本”，他正好借机退出。只是他没有料到，洪、应二人接下来会利用“应密电本”，演出杀宋惨剧，从而使他陷入更大的嫌疑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