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赵说“与总统说明才行”与对付国民党无关（第2/2页）

赵秉钧为了解释“应君领子不甚接头”，花了不少心思。这一点可以通过对比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勘电”底稿与最终宣布的“勘电”定稿之间的差异看得出来。

表5-2 “勘电”对“应君领子不甚接头”一函之解释

“勘电”系1913年4月28日以赵秉钧名义正式发出。底稿中“上月廿四日”指3月24日。“□□□”当指应夔丞的差遣员朱荫榛。如前所述，其人于宋教仁被刺当晚，即3月20日晚，受应夔丞委托，携带公文及“印领”，乘火车赴京，向总统府领取1913年1月至3月应夔丞所任江苏驻沪巡查长津贴共计6000元。案发后在应宅搜到了应夔丞差委朱荫榛的命令。[106]“勘电”底稿本来是想就赵秉钧1912年12月29日“应君领子不甚接头”一函进行解释，却忽然又讲到应夔丞1913年3月20日派朱荫榛赴京领取津贴之事，显然是因这两件均系应夔丞领取津贴之事，因而混为一谈了。在经过1912年底至1913年初应夔丞领取首笔津贴的波折之后，赵秉钧对于大总统特准每月给予应夔丞2000元津贴的原委应该已经了解，因此，“勘电”底稿所言“本总理不知底里”云云，并非实话，用以解释1912年12月29日“应君领子不甚接头”一函也不具说服力。因此，“勘电”正式发出时，删除了“故面称每月非有三千元津贴……至上月廿四日”共50字，改为“由程都督电请中央每月津贴弍千元，大总统照准”共20字。又删除“派□□□赍文及印领到京”共11字，以及“不知底里，且又未奉大总统口令，无从核发”共17字，从而使电文符合1912年10月事情缘起时的情况（即1912年10月16日程德全任命应夔丞为江苏驻沪巡查长，并电请中央给应每月2000元津贴）。不过，正式发出的“勘电”没有将底稿中的“至今应之公文、印领尚存国务院，有案可查也”一句删除，而这句中所谓“应之公文、印领”显然是指1913年3月20日朱荫榛去北京领款时留下的。“勘电”瞒天过海，移花接木，无非是要证明“应君领子不甚接头”是关于应夔丞领取津贴之事，而非其他机密之事。前引徐血儿所言谓：“若现存国务院之公文、印领，或与此所谓‘领字’并非一物，盖于赵谓‘仍一手经理’语，可以证明其非一次也。”虽然徐血儿对“仍一手经理”理解有误，但他却歪打正着，险些看出“勘电”的破绽。至于徐血儿说“应巡缉长事当属内务部管辖，何以公文、印领乃存国务院，亦是疑窦”，其实不难解释，因收抚共进会并给应夔丞津贴乃大总统特准，并非发自内务部，因此应夔丞领款首先是向总统府投递公文、印领，而后由总统府交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办理。

综上，所谓“与总统说明才行”，是指赵秉钧要洪述祖就应夔丞领取每月2000元津贴一事“与总统说明才行”，并非国民党人所谓“极机密、极重要之事”，更与杀宋风马牛不相及。同时，透过“勘电”底稿和定稿之间的差异，不但可以证明国民党人对赵秉钧的批驳纯属误会，还透露出一个重大信息，即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关系并不像一般所以为的那样紧密。与袁世凯幕僚杨度交往甚密的陆鸿逵在给袁思亮的信中谈及当时袁世凯独揽大权时曾说：“其救国不足，其维持个人之权利，虽以弟之立于反对之地位者，亦不能不服之。现北京中无所谓参议院，无所谓国务院，只有总统府。缘凡百政事，都自此中发生之效力也。”[107]袁世凯在收抚应夔丞一事上的处理方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解袁、赵之间的这种关系对于破解宋案谜团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