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袁无须杀宋种种缘由（第3/3页）

上段材料中提到的江孔殷一电，内容如下：

北京大总统、赵总理钧鉴：……顷得遯初在沪被刺消息，骇甚……国家多故，外患未已，内讧方兴。百十人苦心孤诣，调停之不足，一二人阴贼狠险，败坏之有余。临时政府为日几何，瞬届正式国会成立，选举总统之期，四方观听所倾，何忍睹此不详之事。望速下令索凶，穷究主名，依律惩治，以告天下、谢党人。还望遯初不死，设有不测，恐虽有再生华盛顿，不能安于日后之总统；千百之中山、克强、精卫，不足胜目前之调人，亡吾国者，必此枪也……江孔殷叩。[89]

由此电可以看出，在时人眼中，宋教仁作为国民党领袖之一和党中稳健派的代表人物，在调和南北关系上有着其他人无法取代的位置，对政局稳定影响极大。袁世凯屡次电召宋教仁入京，也是为了让其在调和南北关系上发挥作用，因此他才会对宋死感到惊愕，并产生“国民党失去宋遯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的担心。

另据《时事新报》报道：

宋在上海演说，归咎于政府外交、财政之失败，北方政界愤极。袁曰：宋钝初不过迎合社会心理，此是党魁作用，若其入政府，即不为是言矣。又曰：钝初当总长甚好，若总理则资望尚有待耳。及其被害，唏嘘不置，似不料此案之发生大波澜者，惟对于洪、应二人，则深叹小人不可与作缘。[90]

这段报道中袁世凯对宋教仁的评价，恰好可与其对谭人凤所言相印证。这种对宋教仁既有不满，又有期待，而对其被害又深感惋惜的复杂内心，可以说最符合实情。

不过，袁世凯并没能幸免于被牵连，这让他的亲家孙宝琦感觉“殊出意料之外”，称“洪本著名胆大妄为之人，然政府决无密使办此之理。不知其如何播弄，下此卑劣手段，项城因此颇为焦虑”。[91]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则在《辛丙秘苑》中说其父与其“言及遁初之死，尚挥泪不止，盖深惜其才”，并述他曾劝其父通电自辩，袁答道：

予代人受过多矣，从未辩。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亦由我而见杀，更何辩焉！彼明于察者必自知之。不思予既欲杀之，不必招其来而杀之可也；或待其来，陷以罪杀之亦可也；予杀之之道不一，胡必待数使招之，乘其将行而杀之？斯明授人以柄，虽愚夫不为也。况反对予者如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辈皆可杀，胡必但选一助予组阁、不用党人之遁初而杀之？此理不辩，必有自明之日也。惟予必杀应桂馨，为遁初复仇可耳。[92]

袁克文《辛丙秘苑》杜撰之处不少，但这段话除“不用党人”一语与宋教仁之思想不符外，其余大体可信。由本书前所论述不难断定，袁世凯确非杀宋主谋。袁云“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亦由我而见杀”，不知其欲做何种表白。但就事实言，袁若不欲以阴谋手段对付国民党领袖，便不会有洪、应构陷“孙黄宋”之事，也便不会有构陷不成而洪造意杀宋。就此而言，袁对其子所说确为肺腑之言。张一麐说“袁亦无以自白”，[93]可谓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