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应发杀宋“紧急命令”（第2/3页）

由于洪述祖在发出3月18日电时使用了“川密本”，而且是以洪述祖语气发出，这就让应夔丞难以判断，“寒电应即照办”究竟是中央的指令还是洪本人的意思。应夔丞甚至可能怀疑，洪述祖根本就没有向袁、赵转呈3月14日“寒电”。此事非同小可，于是应夔丞决定立刻去北京一探究竟。从宋案另一名嫌疑人朱荫榛被捕后的供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应夔丞当时的动向：

朱荫榛供：南京人，年二十八岁，向在工程营当差，因病告退，后充下关水师巡查，复充兵站传令官，取消后赋闲在沪。上月（指三月——引者）十八号应桂馨令其家丁蔡荣之子名阿二唤我去见，应曰：我要往北京，尔可随我同去。至二十号晚间九时，我至应处，其时只有胡姓姑爷在旁，并无别人，应忽称另有他事，不能离沪，嘱我代往北京。当交给我公文一件，信一封，川资洋五十元，令我将公文投递总统府领饷银六千元。信是致洪述祖的，洪寓椿树胡同。我于二十晚十一时乘火车往北京，宋先生被刺一节，直至天津后始悉。我在天津住法界永和栈，翌晨到京，住京〔金〕台旅馆。即到总统府招待处投文，交与童姓后，至洪处投信。洪给我钞票二千元。二十五日晨，又至洪处，洪曰饷银六千尚未领到，惟嘱我速即回沪，并无他语，亦无回信。我到沪后，见应之住宅已被封闭，即至苏台旅馆寻见应妻，将钞票二千元交付应妻手收云云。[266]

结合洪、应往来电报，我们可以明白，在刺杀宋教仁即将实施之际，应夔丞之所以在3月18日令其家丁蔡荣之子阿二去唤朱荫榛陪他到北京去，很可能就是因为洪述祖当天的“川密”来电，让应夔丞产生了疑惑。然而，就在应夔丞准备北京之行的时候，3月19日12时35分，上海电报局又收到了洪述祖的一封密电：

上海文元坊应夔丞：应密。事速进行。川。效。[267]

洪述祖似乎意识到了3月18日“川密”电会引起应夔丞疑虑，因此他很快就又改用“应密”发电，督促应夔丞赶快行动。应夔丞本来打算赴京一行，接到3月19日电后心中的疑虑应当打消了一些，加之之前他已经见识到洪述祖确能周旋于总统、总理之间，因此选择了相信洪述祖不会欺骗自己。也因此，当20日晚间朱荫榛应约来到应宅，准备陪他到北京时，“应忽称另有他事，不能离沪”，嘱朱荫榛代往北京一行。应夔丞忽然决定不去北京，显然与他接到19日洪述祖“应密”来电有关，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宋教仁当晚就将乘火车北上，如不立即动手，将会失去在上海下手的良机。

就在20日晚应夔丞安排朱荫榛代其往北京一行之后不到两个小时，正准备北上的宋教仁在沪宁火车站遇刺，而朱荫榛则已登上原本宋教仁也要乘坐的同一趟火车去了北京。朱出发前并不知宋教仁被刺，直至到达天津，方得到消息，而是谁刺杀了宋教仁，朱也不知，直至25日离开北京回到上海，见应宅已被封闭，朱方明白究竟。4月3日，朱荫榛在洪锡里86号其住所被巡警局派人拿获。[268]

在宋被刺数小时后，也就是3月21日凌晨2时10分，应夔丞由上海电报局向洪述祖发电报告：

北京椿树胡同洪荫芝君：川密。廿四十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夔。号。[269]

“廿四十分钟”指3月20日晚10时40分，也就是宋教仁被刺时间。应夔丞发出此电时，宋教仁实际上已经被刺三个半小时，他却未明告洪述祖，只说急令已经发出，“请先呈报”，可见应夔丞对杀宋是否为中央命令仍有担心，希望令出北京。又过了大约七个小时，即3月21日上午9时20分，应夔丞发出最后一封电报：

北京椿树胡同洪荫芝君鉴：川密。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夔。个。[270]

前引3月14日“寒电”谓“梁山匪魁”云云，此电则谓“匪魁已灭”，前后正相呼应。《民立报》对此电的理解是：“应桂馨知宋先生伤重必死，而武士英已窜匿其家，故有‘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之言。”[271]应该说解释正确。

值得注意的是，洪述祖3月19日电改用“应密”发出“事速进行”指令，应夔丞派武士英刺宋后却用“川密”连发两电，报告刺杀宋教仁消息，并反复要求洪述祖“转呈”或“呈报”，而这恰成了国民党人手中的把柄，国民党人据此认定袁、赵就是刺宋幕后主使。如《民立报》称：

前三月十四日应致洪电中云“乞转呈候示”，可知须候总统、总理之命令也；今应知宋已中枪，急电洪犯，仍“请先呈报”，可知应犯杀宋先生，一举一动，皆非候中央命令不可，皆非呈报总统、总理候示而行不可。是洪、应二犯仅一器械，武士英更器械之器械，而真正之〈人〉主动（人），乃袁世凯、赵秉钧也。[272]

从应夔丞角度看，使用“川密”发出最后两封关键电报，似有如下几层意思。（1）“应密本”系应夔丞向赵秉钧索得，若发“应密”电向国务院报告刺宋消息，一旦事情败露，虽然可卸责于中央，但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罪。（2）“川密本”系应夔丞从洪述祖处得来，发“川密”电报告刺宋消息，可以将刺宋事与洪述祖绑定，以防事情一旦败露，洪述祖矢口否认，罪责由他一人承担；甚至可以否认自己曾从洪述祖处得到过“川密本”，从而将自己摘出。（3）按照洪述祖以赵秉钧名义所转达的要求，2月22日以后只有属于“巡缉长之公事”，应夔丞方能用“应密”报告国务院，刺宋显然不属于此范围，故应夔丞以“川密”报告洪述祖，但又反复要求“转呈”或“呈报”，一方面反映出应夔丞主观上认定杀宋乃中央的意思，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应夔丞有卸罪政府之意图。

可笑的是，宋教仁被刺次日，应夔丞竟然装模作样给虞震寰、蒋瑞森等手下几名侦探发出缉凶信牌，信牌稿写道：

密饬探访事。三月廿日下午十点四十分钟，宋遯初君在上海沪宁车站被刺一案，特仰该探员等用秘密之手段，设法侦缉，以机变之行藏，假扮同党，一遇形迹可疑，立即先报本署核办，勿遽知照军警，转致泄漏误事。如在租界范围，应遵本署预订定章办理。所有缉费，应随时准核实报领。获案之后，另给重赏。合行发给信牌。右仰虞震寰、蒋瑞森、陈□□，准此。民国二年叁月廿一日自上海本署给委。应夔丞（印）[273]

应夔丞要求手下“一遇形迹可疑，立即先报本署核办，勿遽知照军警，转致泄漏误事”，可见其唯恐事情败露。[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