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应所谓“若不去宋”的确切含义
在3月13日应夔丞给洪述祖的信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也就是第三项内容，是直接回应洪述祖3月13日电文中“燬宋酬勋位”指示的，内容如下：
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宀木，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虽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幸信用尚存，馀产拼挡，足可挪拢二十余万，以之全力注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请俟之。[193]
此处“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不过是客套之辞，或假意表示。若应夔丞真是“向不希望”“功赏”，也就不会有前文所述应夔丞向洪述祖提供革命履历，以及呈请大总统论功行赏之举动了，“盖勋位在吾人观之，固毫无价值，而在应、洪观之，则以为至尊至荣之物，莫逾于此”。[194]应夔丞愿去杀宋，“酬勋位”之赏不能说毫无吸引力。
引文中“若不去宀木”之“宀木”，乃“宋”的析字，即“若不去宋”之意。其意涵极当注意，相关解释颇多，但分歧甚大。在政府一方面，视该四字为杀宋起意于应夔丞的有力证据。如袁世凯“勘电”就据此四字将应夔丞视为暗杀主谋，他说：
三月十三日以前各函电，似皆为解散欢迎国会团，及应、洪串谋挟制讹诈各事，与钝初被刺案无涉。自三月十三日应致洪函，有“若不去宋”云云，寓有造意谋害之点。嗣后各函电，相承一气，确与宋案有关，是主谋暗杀者已可概见。[195]
赵秉钧自辩“勘电”也将此四字视为杀宋与自己及政府无关而“起于应之自动”的关键证据：
盖应犯谋刺宋教仁，其杀机起于《民立报》载宋在宁演说，三月十三日应致洪函已明言之。以前各函电计时宋教仁尚在湘中。如洪述祖二月一日函有“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之语，二月二日函有“须于题前密电老赵索一数目”之语，则前语藉解散欢迎国会团以恐吓政府，后语为以解散该团自任，以便其私图。是时正沪上欢迎国会团发起之初，马迹蛛丝，尚堪寻索。其二月四日以后各函，则入于收买“提票”之事，直至三月十三日函，始露谋杀之端倪。即以该函中“若不去宋”一语而论，系属反挑之笔，尤见去宋之动机起于应之自动，而非别有主动之人。文理解释，皎然明白，此证明中央政府于宋案无涉者也。[196]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程德全、应德闳宣布宋案证据之通电夹注稿，在“若不去宋”四字旁批有“祸起于此”一语，又在全电末尾批注一段文字，关注点也在此四字：
政府因应、洪自请解散共进会，取销欢迎国会团，曾许其照办，以靖地方而维大局。三月十三日以前各函电各语意，全是取销欢迎国会团及宋之骗案发生，不干宋之被害事。十三以后应函有“若不去宋”云云，祸机嫌疑，发生于此。即日洪有覆电，有“燬宋酬勋”之说，一日内往来两电，尚有时期请示政府乎？其擅自捏造无疑。十四日应电发令剿捕，杀机实生于此。各电函一贯相承，实有宋案之关系，而政府确无所闻，当宋被刺之日，得交通部报告及路透报，始知其事。[197]
此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及《亚细亚日报》所登《刺宋案证据之研究》，对“若不去宋”四字的解释从文字到内涵完全相同，均代表政府意思，认为：
文中“若不去宋”四字极当研究。“去”字解法颇多，虽非指定谋杀，然距宋死不远，或者应于此始动杀意。“若不”二字出自应口，是应纯为主动的。如谓政府前有此主使，则此时应何尚有自商口吻。果宋案发生于此，则应为谋杀造意者，难逃主使之罪，而非政府造意主使可证。[198]
今人对“若不去宋”一函的理解，也大体与袁、赵或政府方面的上述解释接近。如廖大伟认为：“此段文字为刺宋意向的第一次明确表露，并及行动经费问题，当为‘宋案’正式起始。”[199]又说：“物证、人证及疑犯武士英预审口供表明，此案系……应桂馨最先动议、直接指使，洪述祖极力怂恿、躲在幕后。”[200]张永则以“若不去宋”一函及“梁山匪魁”一电为据，认为：“这一信一电是宋案最关键的证据。‘若不去宋’说明是应夔丞主动提出了刺宋的阴谋，并且在没有得到回复的情况下，已经‘急急进行’，并且‘已发紧急命令’，又说明应夔丞自作主张开始实施暗杀。”由此他得出结论：“刺宋谋划发自上海而非北京，主动者是会党头目应夔丞。”[201]朱怀远也将“若不去宋”一函视为应夔丞“明确提出刺宋计划”的证据，认为“刺宋计划首由应夔丞明确提出”。[202]
然而，国民党方面却不是这样理解的。《民立报》于应夔丞3月13日函后附加按语，将“若不去宋”四字视为“应以除宋之说歆动中央之证据”。[203]徐血儿更进一步认为，“去宋”动机虽然起于应夔丞，但若没有政府同意，不可能演成杀宋惨剧，为此他对赵秉钧及袁世凯两封“勘电”中所云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他说：
观此，则赵之所云云，仍系承认其收买提票之事，而于谋杀一层，无明确之事实足以证明其无关系也。有之，亦仅以应“若不去宋”为反挑之语，遂断定去宋之动机，起于应之自动耳。然观“动机”“起”“自动”等语词，若亦纯以文理解释之，则动机虽起于应，而必政府承诺之、允许之，然后始能演成此种事实也。应虽为自动，而必政府为之被动，然后始能合此两力以演成此种事实也。此诚所谓“文理解释，皎然明白”者也。应志在金钱，故其为政府解散共进会、解散欢迎国会团、收买“刑事提票”，盖无一非为博取金钱之目的而来。而政府亦以国民之金钱，利用若辈为鹰犬，交相为用，于收买提票一案，已尽呈袁、洪、应、赵等阴谋狼狠之状矣。至于杀人之事，何等重大，一旦破露，即难逃罪。设应非恃袁、赵之指使及袒护，应又何敢轻陷法网，自取死罪乎？夫使死宋先生而于应个人有莫大直接之利益者，则谓出于应个人之蓄意谋杀，犹可言也；而应于宋先生私人，并无私仇宿恨，其欲死宋先生，直接有莫大利益者，实为袁、赵则可知。谓袁、赵之出于被动，吾人尚不能信也。故倾陷之谋，可以金钱动应，而暗杀之谋则不能；金钱既难动，乃动之以勋位。应惑于虚荣之一念，而始冒死为之，此又情事显著者也。尤可证者，赵谓“应犯谋刺宋教仁，其杀机起于《民立报》载宋在宁之演说”，一语断定，非局中安能若是？以此杀机所由起求之，则所谓应为自动，尤见其不可信……此宋先生在宁之演说，与袁、赵有密切关系，应性狡诡，心知其故，故以《民立报》所载者裁呈袁、赵，而遂为杀宋先生之一动机。此实袁、赵为主动，而洪、应为被动也，此尚有可以抵赖之余地乎？[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