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祺祥政变（第4/10页）

随后奕又在十月一日（11月13日）请求咸丰皇帝回銮，咸丰皇帝再次明确态度要暂缓回京。肃顺、载垣等人联名以廷寄的形式，具体阐述了皇帝陛下暂缓回京的理由：

一、驻京公使亲自递上国书，等于默认受洋人的钳制。

二、恭亲王奕坐镇京师，皇帝陛下如果现在回京，恐怕会有后患，目前身在热河也照样可以控制局势。

三、北京各衙门官员应该主动来到热河，而不是让皇帝陛下回京。

四、任何人不允许再上奏请求回銮事宜。

肃顺等于是代替咸丰皇帝驳斥了奕的回銮请求，而且“皇帝回京恐有后患”看似是针对洋人，实则是针对奕，言语之间颇有阴谋论的色彩；而不允许任何人再上奏请求回銮的说法，则是想剥夺奕与咸丰皇帝对话的权力。

从身份角度看，肃顺作为臣子剥夺王爷的话语权，做得却是有些过分。奕当然不可能让一个臣子钳制，于是不顾廷寄的禁令，于十月五日（11月17日）以个人名义第三次上奏，恳求咸丰皇帝回銮。值得注意的是，以个人名义身份上奏，其实是对肃顺廷寄的变相回绝。奕之所以没有直接斥责肃顺，原因在于肃顺是咸丰皇帝的宠臣。

这一次咸丰皇帝的态度，倒是比先前有了些许缓和。他回复奕说，天气已经寒冷，等到明年开春之际，再议回銮事宜。

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补》中，说出了当时“北京派”对于咸丰皇帝迟迟不回京的真实看法：

胜帅于数日前上疏，请上旋跸，痛劾郑王兄弟（端华、肃顺），谓銮舆未还，皆其荧惑。

也就是说，北京派官员始终认为，咸丰皇帝不回京，是肃顺等人在背后阻挠的结果。而事实上那个时候，咸丰皇帝的健康状况已经开始恶化，肃顺等人之所以阻挠，这也是客观原因之一。站在肃顺、端华等人的角度看，北京当时是恭亲王的天下，一个病入膏肓的皇帝回京，很多事情难免会节外生枝，到时或许局面就不再是肃顺等人所能掌控。即使是在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一（1861年2月10日），咸丰皇帝终于决定回銮时，肃顺也只是安排咸丰皇帝回北京视察一下，然后立刻再回到热河。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

回銮在即，闾巷欢然，弟转瞬仍驻跸山庄，未免失望。

但奕并不失望，他认为咸丰皇帝只要回到北京哪怕只是看一眼也好，这至少证明对他签订《北京条约》的认可，更何况他也没有阴谋夺权的想法。可是咸丰皇帝在二月十三日（3月23日）再次改变态度，理由是“偶报微疴”。其实谁都明白，咸丰皇帝是因为身体健康严重恶化的原因才无法回到北京。

关于咸丰皇帝的身体状况，虽然他自己没有明确对奕说，但当时从醇郡王奕等人奏请停止回銮的奏折里，可以看出咸丰皇帝已经病入膏肓：

不意旬日以来，气体稍觉可支，唯咳嗽不止，红痰屡见，非静摄断难奏效。

所谓“红痰屡见”就是指吐血。在奕看来，皇帝陛下需要精心修养，而且他建议将皇帝的病情公之于众，但肃顺等人不同意，只是用含糊的语言颁布谕旨，告诉身在北京的奕延迟到秋天回京。

奕与奕是兄弟，我们不知道奕想将咸丰皇帝的病情公之于众到底出于什么目的，但当时奕确实主要是通过奕了解到咸丰皇帝病情的。在得知咸丰皇帝病情加重后，奕和文祥要求奔赴热河去探望，上文提过，这个请求被咸丰皇帝拒绝了。原因在于肃顺等人告诉咸丰皇帝，奕此行前来不是来探望，而是联合洋人要挟朝廷，应该加以提防。惇亲王奕因为和奕不和，也从北京前往热河，向咸丰皇帝进谗。

咸丰皇帝本就身患重病，对奕在北京与洋人签订条约也十分不满，加上肃顺、奕等人的谗言，本能地对奕产生了一种仇视心理。如果不是几个月后咸丰皇帝病逝，说不定奕前途险恶。

然而当咸丰皇帝六月底濒临死亡时，奕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他不顾众人的反对，只身前往热河，见到咸丰皇帝后便泪流满面。在那一刻，咸丰皇帝还是展现出了柔情的一面，我们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很长时间以来，咸丰皇帝对奕与肃顺之间的矛盾都心知肚明。在弥留之际，他看出如果奕长时间待在热河，自己死后，恐怕肃顺对奕不会善罢甘休。于是有一天密诏奕，告诉他身在热河并不妥，肃顺等人恐怕会对他不利，让他赶快回到北京。

咸丰皇帝临终前，通过自己的努力，避免了“热河派”和“北京派”在自己面前上演一出宫斗剧。他也明白肃顺虽然想要对奕不利，但回到自己地盘的奕同样不会善罢甘休。可以说临终前的咸丰皇帝内心其实是矛盾的，当权力与亲情相交织时，每个人都很难取舍。只是咸丰皇帝管得了身前却管不了身后，当他七月十七日（8月22日）清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大清帝国的一出宫斗政变大戏即将上演了。

4. 赞襄政务

咸丰皇帝去世后，“热河派”因为受命咸丰皇帝，顺理成章地取得了执掌朝廷大权的合法地位。史书记载，当时八大臣是“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赞襄”这个词出自《尚书·皋陶谟》：

禹曰：“俞，乃言厎可绩。”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

“赞襄”这个词用在八大臣身上，就是说他们将按照咸丰皇帝的遗愿去辅佐新皇帝处理政务。八大臣中，有四位是御前大臣，即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额驸（道光皇帝驸马）景寿；有四位军机大臣，分别是户部尚书穆荫、吏部右侍郎匡源、礼部右侍郎杜翰、太常少卿焦佑瀛。

咸丰皇帝在临终前没有将奕列入顾命大臣的名单，说明两人之间成见之深，到了咸丰皇帝至死还不能释怀的程度。据说当“北京派”的许多大臣纷纷附和奕，上奏咸丰皇帝请求回銮时，吏部尚书陈孚恩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上疏说如果皇帝陛下在外时间过长，可能有比当初被迫离开京城更为严重的事情，其实表面是劝皇帝回京，深层的意思却是暗示咸丰皇帝有失位的危险。陈孚恩很明显是指向奕，咸丰皇帝见到折子后立即发怒并下旨责问。他当然不会忘记当初奕是他的皇位有力的争夺者，他是不可能再让奕利用辅政之机将皇位夺走的。

现在八大臣在咸丰皇帝去世后，开始履行辅政义务，第一道命令就是公布关于治理咸丰皇帝丧仪的名单。名单中虽有奕的名字，但安排明显带有排挤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