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天朝遭受着冲击（第3/8页）

以今日世界体系眼光来看，此次中国人的自大傲慢，让英国人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而中英出现的贸易逆差，则让英国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不断寻找一切手段和措施，完成逆差的转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经验的积累，他们终于找到了改变贸易局面的商品—鸦片！

1820年，道光皇帝即位的时候，鸦片已经充斥于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犹如吸血虫一般，不断吸食着中国人的肉体营养和灵魂之精。

鸦片的不断流入和日益泛滥，是道光皇帝继位后在内政、外交上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鸦片贸易涉及很多在他之前已经形成的历史积弊。道光皇帝虽有决心整治鸦片危害，但问题的关键是时代并没有赋予他快刀斩乱麻的机会。但即使是这样，一心向往当圣明之君的道光皇帝还是拿出足够的决心与魄力，誓与害人的鸦片斗争到底。

3. 鸦片的前世今生

鸦片，又叫阿片、阿芙蓉，俗称大烟，是从罂粟果实中提炼出来的一种介于药品与毒品之间的物质，最早出现在古埃及。

史书记载，早在唐朝时，罂粟便由阿拉伯商人带入中国，最初仅在云南、甘肃等边地作为观赏植物种植。一直到了明朝成化年间，人们才发现划破罂粟果实，取出里面的汁液，经过熬炼可以制成一种棕黑色的呈块状或粉末状的东西，病人少量吞食，可以起到镇痛、止咳、止泻等作用。在明朝中期之前，鸦片一直作为药品在中国传行。

鸦片由药品变成人们吸食的毒品，是源于明朝中后期葡萄牙人的到来。据记载，公元1557年，葡萄牙人开始以澳门为据点，向中国输入鸦片。后来荷兰人侵占了澎湖、台湾，将鸦片质量不断升级，将罂粟汁熬成膏状，教人们吸食，不多久便流传到内地，遂开鸦片吸食之风。

对于鸦片的输入，当时明朝政府采取收税的方式进行管理，今天看来算是合法贸易，原因并不是明朝政府不知道鸦片的危害，而是当时鸦片的进口数量极少，吸食者多是官僚贵族。而这些人正是政策的掌握者和制定者，这也使得政府在制定针对鸦片的政策时，首要前提是可以满足官僚阶级的需求。据说万历皇帝可能就是鸦片吸食者。明朝时期由于鸦片还没有严重到侵蚀国家机体的程度，政府对鸦片采取了宽容态度。

然而，明朝的统治者们一定想不到，他们对于鸦片来到自己国土上的纵容，会让其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以致成为制造我们民族灾难的渊源。

清朝建立初年，由于国家放开海禁政策，致使鸦片输入量也随之增多，而清朝政府同样延续明朝的政策，不过针对鸦片的税率有所提高。例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南洋输入的鸦片，每斤收税银三钱，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每斤鸦片要收税银五钱。

事实上，清朝建立后，随着鸦片输入数量的增多，政府并不只是依靠收税管理鸦片，而那个时候鸦片的影响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从明朝后期开始的上层社会。随着吸食鸦片阶层的不断扩大，首先认识到鸦片可能会造成严重危害的是志在“澄清四海”的雍正皇帝。目前有记载的第一次禁止鸦片的法令，是雍正七年（1729）所立。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雍正皇帝的远见卓识，但市场的需求使得鸦片贸易绝不可能仅靠一纸诏令就可以禁止。

虽然在此后，乾隆皇帝、嘉庆皇帝都曾经发布过禁烟命令，甚至制定了“兴贩鸦片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烟馆，拟绞监候，从杖一百，流三千里”的严厉刑律。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鸦片通过非法的走私贸易，仍在不断地流入中国。

如此看来，关于鸦片的流入与传播，我们今日不能以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堕落为借口，而将罪过推到他们身上，须知现在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完全禁止毒品的传播。要知道流通商品的趋利性，一旦达到社会需求的底线，便已不再是行政命令所能左右的。

从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鸦片已经逐渐在中国形成市场购买力，这种购买力不仅仅是金钱上的保障，更有观念上的认可。试看当时同样属于西方商品的咖啡、丝织等，远不如鸦片受欢迎。这也使得英国人在不断探寻使用何种商品开发中国市场后，终于下决心以国家力量，用鸦片转变中英贸易逆差的局面。

英国资本主义的政权属性，决定了他们对正常贸易的长期逆差，不可能被动接受，因为这与他们开拓东方市场、赚取更大财富的目的背道而驰。在道光十四年（1834）之前，英国人一直通过东印度公司开展对华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英国东印度公司占有了印度鸦片烟产地孟加拉后，便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在东印度公司的大力推动下，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输入量不断增加。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并不起眼的两千箱，到1838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两年的四万零二百箱，英国人一直充当着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大户。

鸦片贸易虽然让东印度公司以及英国政府赚取了暴利，但却给中国人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随着鸦片输入量的增多，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道光皇帝即位的第十个年头，英国输入中国商品总额为两千一百多万元，其中鸦片贸易就占去一千二百多万元。中国输入英国商品总额为一千三百多万元，双方贸易逆差达到将近一千万元。可以说英国完全是通过向中国输入鸦片改变逆差局面的，如果除去鸦片，以正当贸易商品来算，中国仍然保持着出超。

当然，如果从社会风气角度来看，当时中国付出的代价远不是可以拿经济价值估量的。据统计，仅就道光十五年（1835）这一年来看，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已经达到二百万人，吸食者几乎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官僚士绅，下至工商优隶，甚至妇女、出家人都有吸食鸦片的。市井间大量的烟具不断贩卖，波及的地区从沿海城市到乡村僻壤之间，甚至连新疆、青海等边远省份也有人吸食。由于吸食鸦片成瘾的人身体日渐衰弱，以致丧失劳动力，使国民素质受到严重摧残。

对此马克思曾引用英国人马尔定的话，评价过当时中国鸦片流行的危险境况：

（贩卖鸦片者）每时每刻都向贪欲无厌的吃人神贡献新的牺牲者，英国的杀人犯与中国的吸毒自杀者互相竞争，向吃人神的神座上贡献祭品。

由于很多鸦片并非通过正常贸易进入中国，致使烟价昂贵，许多农民相继种植鸦片以期获利。当时浙江台州府属的地方种植者最多，宁波、绍兴、温州等地次之。另外，福建、广东、云南等地亦有不少地方种植后售卖。而鸦片本土种植这一做法的连锁反应就是大量种植棉粮的土地被剥夺，使得中国的社会根基—农业生产遭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