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帝国一角的繁荣性崩塌（第2/6页）

这个坐落于后湖的黄册库，赫然成了盘踞在南京附近的一只吸血鬼、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致使“上元、江宁两县，民穷财尽，流移逃亡，不忍其荼毒矣……一应里甲，物业荡然”。有看不过眼的当地官员警告说：“若不通融议处，照旧独累偏造，则上元、江宁二县之民，靡有孑遗矣！”

朱元璋的初衷是想要减少基层负担，可实在没想到最后却起了相反效果。

其实大明一朝的正税并不算重，真正可怕的都是这些临时加派的杂税杂役。没有节制，没有计划，名目众多。上头无论有什么开支，最终一定会传递到基层，让百姓应接不暇，筋疲力尽。

黄册库之于上元、江宁两县，算是明代税赋弊端的一个典型案例。

两县的民力终究有限，凭你怎么敲骨吸髓，也只能榨取那么多。黄册库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开销，想过各种主意，甚至还把主意打到了湖产上去。

比如黄册库会偷偷把湖产租给附近农民，自己收取田租。他们还曾正式向朝廷提出过申请，征集附近渔民进入后湖打鱼，将所得鱼鲜、莲菱等物的收入，用来修理黄册库。

可打鱼才能赚多少钱？碰到开支巨大的时候，还是只能靠顶头上司——南京户部——去四处“化缘”。

比如说弘治三年吧，黄册库做了一次清查，发现在库黄册七十九万二千九百本，其中六十四万七千两百本的册壳都烂了，需要重新装订。

这个是贮藏损耗，费用没法摊派到各地，只能黄册库自己出。

管事官员算了一笔细账。每本黄册，得用染黄厚纸两张，留出富余，一共要采购一百二十九万五千两百张，每张用银三厘；还有装订用的绵索条数，也要同等数量，每条用银一厘。再算上人工杂费，一共是四千五百余两。

黄册库出不起这笔钱，去找南京户部要。户部习惯性地踢了皮球，行文给南京吏、礼、刑、工四部，并南京国子监、应天府、都税司、上元、江宁两县，让他们“照例斟酌取用”。可是谁都没理睬，都以本部不敷为由，踢回给户部。

就连最软的两个柿子——上元和江宁两县，都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强硬态度。两县在上一年刚遭了灾，若接了这个差事，老百姓非造反不可。

南京户部头可大了，黄册库是本管业务，万一被御史风闻，参上一本“放任黄册损毁不理”，罪名可不小。他们只好硬着头皮，挖地三尺，看哪里还有银子可以挪用。

最终还真让他们找到一条路。

南京户部的下辖衙门里，有个“龙江盐仓检校批验所”，收储着大批专卖盐货，以供整个南直隶地区用度。户部查阅了一下，发现此时仓库里还有五十四万八千六百斤余盐，不由得大喜过望。

按照规矩，这批余盐会变卖成银钱，给南京诸位官员发放俸禄，本不得挪借。可这时候户部也顾不上这些了，皇上您不给钱养活，须怪不得我们自谋生路。他们打了一个硬气的报告给上头，说实在没钱，不借支的话，黄册库的档案可就全完蛋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上头还能怎么办？很快皇帝批文下来，准许其变卖余盐，所得银钱挪用于纸张、绵索的购买。但皇帝还特意叮嘱了一句：“以后续收余盐，照旧折给官员俸粮，难准再用。”就这一次啊，下不为例。

瞧这小气劲。

要说朝廷里没高人看出黄册库财务的症结所在，我是不信的，但偏偏就是没人愿意从根本上解决。没办法，祖宗成法，不好轻动，能糊弄就糊弄一阵吧。再说了，大明皇帝们普遍没有财务常识，他们只认准一点，省钱的就是好事，要钱的就是无能，谁会愿意为一个冷衙门去触霉头？

这种东支西绌的财务状态，一直持续到正德年间，终于到达极限。正德九年，黄册库又一次面临驳查之年。他们提前做了一个估算，发现整个驳查的支出，没有两万两打不住，不禁面色大变。

再不想点什么新办法，只怕黄册库就要破产了。

穷则思变，终于有一个叫史鲁的刑科给事中站出来，给中央献了一条妙计。

这条妙计其实只有两个字：“罚款。”

每次新黄册入库，不是要监生驳查吗？从前驳查出问题，会打回原籍勒令重造，现在咱们不妨多加一条规矩：凡是驳查出了问题的黄册，当地主管部门就要被罚款，叫作“赃罚纸价”，又称“驳费”。这些罚款，都要交给南京户部转寄应天府，以后黄册库有什么开销，就从这笔钱里支取。

这条计策太好了，一来解决了黄册库的收入问题，把两县负担分摊给了全国；二来震慑了各地作弊官吏，让他们有所顾虑，不敢再篡改黄册，简直是一箭双雕。

按照史鲁的说法，从此“不扰一人，不科一夫”，让两县卸下一个巨大的负担，同赞天子圣明。至于被罚款的那些官员，也是活该。你要认真干活，又怎么会被罚款呢？所以这笔钱的来路堂堂正正，叫作“必取之于本分之中，求之于见成之内”。

朝廷一看，好啊，不用国库动用一分银子，就能缓解两县负担，又可解决黄册库经费，三全其美的事，自然无有不准。

这个制度听起来没什么破绽，可只要仔细一想大明官场禀性，便会知道问题多多。

黄册库穷得都快当裤子了，驳费是唯一的救命稻草。那么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黄册的问题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

再者说，虽然史鲁强调，这笔驳银罚款须由经手官吏出，可地方官吏一定会想尽办法，摊派转嫁给基层百姓，这还算是清官所为。如果是贪官的话，一看又有名目找百姓征派银钱，肯定会层层加码，从中渔利。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黄册的问题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

一边是盼望罚得越多越好；另外一边呢，罚得越多，他们可以借机征敛的就越多。两者碰在一起，表面看是震慑监督，其实深层次的利益点是一致的。

这两个本来敌对的集团，到底是如何苟合到一起，又是如何牟利的呢？咱们还是拿王叙家举例好了。

假设王叙家又败落了，沦为一亩地两头牛的自耕农。这一年大造黄册，造册费用须由本里负担。里长一指王叙，说你家负责出钱吧。王叙说好，里长一拨算，说你出一两银子吧。

王叙一听，手一哆嗦：“一本册子才多厚？怎么这么贵？”里长回答：“装订册子的赵记纸铺是官家指定的，价格就这样。你要换一家铺子或者自己装，被户房驳回来，你自己掂量着办。”王叙又问：“赵四家比我有钱，为啥不他家出？”里长一乐：“他家儿子就是本县户房的主事，侄子是书手，你自己去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