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皇帝的秘密，一个比一个奇葩（第4/8页）

李隆基顿时大怒，要做则天皇后，那不是要学武则天吗？这下不论王皇后再怎么辩驳，都无济于事，李隆基将王皇后打入冷宫，从此再不过问。不过两年，王皇后便郁郁而终。皇后的位子空了出来，按理说，应当立最得宠的武氏为皇后，可是李隆基却迟迟没有动作。原因便是这一幕与之前的武则天当皇后的一幕太相似了，废王立武，这一切似乎都是70年前的历史重演。所以大臣们纷纷阻挠立后一事，理由有三：其一，武家与李家有不共戴天之仇，如何还能让武姓母仪天下；其二，太子已立，武氏若当皇后，必然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倒时难免动荡；其三，不愿意历史重演。

大臣们担忧的也有道理，唐玄宗便放弃了立武氏为皇后的念头，最后，他只得封武氏为惠妃，算是补偿。而后，也便打消了立皇后的念头。

唐朝望族为什么誓不娶公主

唐朝风气开放，男女之间不像以前那么拘谨，但唐朝却有个比较独特的现象，就是士族们都不愿意娶公主为妻。

在《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附《杜传》中写道：“（宪宗为长女岐阳公主选驸马）令宰臣于卿士家选尚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初于文学后进中选择，皆辞疾不应。”

娶了公主就是当朝驸马，可以尽享荣华富贵，但唐朝的士族们却都“皆辞疾不应”，一个个装聋作哑。其实，他们放弃娶公主是有苦衷的，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服丧之礼的规定。唐朝的服丧之礼中，斩衰是最重要的一种，齐衰次之。《新唐书》卷二十《礼乐十》规定：妻死，夫服“齐衰杖周”之礼（指居丧持杖周年）。可如果是公主死了，丈夫就必须为之服斩衰三年。

唐文宗时，有人就曾遇到这一问题。在《新唐书·杜佑传》所附《杜传》记载：“开成初，（杜）入为工部尚书、判度支。属岐阳公主薨，久而未谢。文宗怪之，问左右。户部侍郎李珏对曰：‘近日驸马为公主服斩衰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愿为国戚者，半为此也。杜未谢，拘此服纪也。’”李珏向文宗提出这种现象以后，文宗惊愕之余，下诏改制：“（文宗）诏曰：‘制服轻重，必由典礼。如闻往者驸马为公主服三年，缘情之义，殊非故实，违经之制，今乃闻知。宜令行杖周，永为通制。’”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驸马为公主服斩衰三年的情况才得以改变，公主是金枝玉叶，男人们是可望而不可即，与其每日生活在皇室的阴影下，不如娶民间女子更为自在些。更何况望族本来就是名门，不需要攀龙附凤，也照样显贵。

第二，门第观念。在唐朝的时候，人们十分重视门第观念，唐朝人所看中的门第不但要有显赫的家世，还要有优良的家族文化传统、家法门风以及令人钦羡的婚姻关系，这诸多的要求令公主出嫁成了难事。

许多望族人家虽然也想攀附高门槛，但也很排斥这种皇室的文化传统、家法门风，所以不愿与皇室联姻，他们既不愿意嫁女于皇室，也不愿娶公主为妻。

第三，公主大多不修妇礼。唐朝文化开放，公主奢侈、骄纵者居多，其中更不乏妒悍、残暴者。在《新唐书·诸帝公主传》中对唐代公主的描述有长广公主“豪侈自肆”；合浦公主“负所爱而骄……见（浮屠辩机）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魏国宪穆公主“恣横不法，帝（按：指德宗）幽之禁中”；襄阳公主“纵恣，常微行市里。有薛枢、薛浑、李元本皆得私侍”；宜城公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姝，主恚，刖耳劓鼻，且断巽发”。

试问哪个男人敢将这样的女子娶回家，在重视妇德的封建社会，没有哪个男人可以忍受戴绿帽子，即便是能够荣华富贵也不行。更何况那些望族们本身也很富贵，不需要去追求那些荣华，这也就是唐朝公主难以嫁出去的缘由。其中不修妇礼是士族之家不愿与皇室结亲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历20年不上朝都在干什么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48年，是明代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可是万历皇帝刚主持朝政14年后居然开始不上朝，从此之后的20年里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作为一个帝王，上朝理政是分内之事，可是为什么万历皇帝20年不理朝政呢？有人说是朱翊钧沉湎于酒色之中，也有人说他是染上鸦片烟瘾。但更多的人则认为，万历是因为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才不出宫门，不理朝政的。

万历皇帝16岁的时候，太后、大臣们便替他选择了王氏和刘氏作为皇后和昭妃，然而叛逆的万历根本不喜欢这样强加的婚姻，更不喜欢皇后和昭妃，所以他对这两人十分冷淡。

万历20岁时，偶然临幸一王姓宫女，后得长子朱常洛。在当时，正宫皇后没有生出嫡长子的情况下，按惯例朱常洛应该被立为太子。可是后来，万历遇到了自己心中的红颜知己，一生最爱的女人郑贵妃。郑氏本是一个宫女，因容貌秀美，机智聪明深得皇帝的喜爱，很快被封为贵妃。两人彼此倾慕，朝夕相伴，简直一刻也不能分离。四年后，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万历皇帝爱屋及乌，对刚出生的孩子表现了极大的宠爱，直接将郑贵妃晋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与此同时还想将朱常洵立为太子。

但万历这一想法遭到群臣的反对，大家认为废长立幼是不合宗法礼制的，为了社稷，应当立皇长子为太子。群臣的反对令万历招架不住，只好极力镇压。于是把户科给事中姜应麟等强烈反对的大臣都贬官问罪。知道此事的慈圣太后开始质问万历皇帝。无奈的万历就将册立太子的事推迟，采取“拖”的方法。

为立太子的事情，万历和他的全体朝臣相对抗，谁也压服不了谁。这让万历大伤脑筋，也大为恼火。后来万历采取不上朝的方法，同他的大臣们消极对抗。幸而官僚体制还起作用，就是没有皇帝，内阁及部府仍然照常工作。有事陈奏上去，皇帝不批，就等于默认，便照章办理。谁再说立太子的事，他就“留中”，让疏文自动作废，外间就无法知道真相了。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万历怕自己一旦殡天，朝纲大乱，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于是不得已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终于结束了。

其实从深层次的原因来讲，万历不上朝的主要原因是皇权与文官制度发生了剧烈冲突，皇权受到了压抑，万历就用消极的方式来对抗。但是万历的做法有两点仍然值得肯定：其一万历并没有因大臣与之作对甚至谩骂皇贵妃而杀掉一人；其二不上朝并不是不办公，万历年间的许多大事小情都是万历处理的，大的比如万历三大征，特别是与日本的壬辰战争也一直在万历指挥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