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第2/9页）

1910年日本发行的一张明信片，远处即为当时的参谋本部。在日本军部内部的分工上，参谋本部掌管陆军军令，陆军省负责陆军行政事务。说得更简单一点，参谋本部管打仗，陆军省管后勤。

经过肃反，远东地区已经人心惶惶，内部出现极度不稳的迹象，稻田认为，这正是出手试探的绝好机会。

稻田一言既出，作战课掌声雷动。那些年轻好战的作战参谋，瞬间都像稻田一样，有了种被注射鸡血之后，马上手握键盘，准备继续打怪升级的冲动。

“稻田计划”很快就引起了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二者合称军部）高层的兴趣。

1938年7月16日，参谋本部向“朝鲜军”下达命令，要求调兵向张鼓峰集结。

“朝鲜军”是驻于朝鲜的日本军队，具体来说就是第十九、二十两师团。第二十师团早就到中国关内参战去了，“朝鲜军”只有第十九师团可以调遣。

第十九师团成立于1915年，已有二十多年的建军史，属于常设老师团，训练素质很高，此前也一直担任对苏的第一线防务。尽管如此，“朝鲜军”司令官中村孝太郎中将仍不敢冒失，他将第十九师团集结于图们江，但严禁其擅自出战。

从“朝鲜军”司令部到第十九师团，等的就是一纸正式命令。

最后一道关

针对“稻田计划”，各部门开始坐下来进行商谈。外务大臣（外相）宇垣一成首先表示反对，他顾虑的主要是国际形势，觉得边境纠纷终究还得靠双边谈判来解决。

军部向来是擦屁股时才会想到外务省，所以宇垣的想法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接下来一个人的意见却不得不姑且一听。

这个人是海军大臣（海相）米内光政。米内担心，武汉会战在即，长江上的登陆作战需要大批军舰护卫，以保证武器和兵员的运输，到时大部分小型舰艇都要拿去使用，万一再同苏联开战，海军将无法确保图们江及朝鲜海峡的交通安全。

海相的不同意见很快就被稻田给顶了回去：放心，苏联不会动手，我们陆军正是要取得苏联不动手的确证，所以才要打这一仗，你们海军就放一百个心吧。

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很难让米内信服，但军部这些人却都很听得进去。

据史学家研究，武汉会战前，正是日本战时经济得以顺利维持的顶峰，也就是说，战争消耗和生产力水平恰好维持住了平衡，这也是稻田的理论能够在军部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物质条件。

眼看作战命令即将下达，只剩最后一道关了。

这道关本来不过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过场，让军部意想不到的是，到头来它却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难关。

在张鼓峰行使武力，以及进行必要的动员，必须取得裕仁天皇的准许。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是裕仁的叔叔，关系自然非同一般，他预先进宫跟裕仁打了个招呼：“必须以武力夺取那个有争议的地区（张鼓峰）。”

见裕仁没反应，载仁察言观色，赶紧补上一句：“陛下如不批准，当然不能行动。”

裕仁回头召见了自己的心腹、内大臣汤浅仓平，问他怎么看，汤浅直言不讳：“从大局来看，目前不应同苏联交战。”

裕仁沉吟半晌，忽然问：“即使我不同意，他们（军部）仍要独断专行，怎么办？”

汤浅的回答是：“如果任由他们独断专行，今后就无法控制陆军了。若引起对苏战争，不知日本的命运将会如何，实在令人担忧。”

裕仁恨恨地说：“大概不到这种地步，陆军是不会醒悟的。”

元老西园寺公望听到这番宫中对话后，显得很是忧虑。因为此时裕仁已挂着陆军大元帅的头衔，陆军全是他的部下，现在眼看着部下可能将国家拖入危险境地，他自己却摆出一副瞧热闹的旁观者姿态，实在是不负责任。

西园寺对他的秘书说：“陛下的看法似乎很不对头。对陛下来说，眼下需要的是坚决不予批准。万一对苏联使用武力而引起战争的话，近卫首相也负有责任，他最好辞职！”

西园寺是三朝重臣，从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开始，就享誉朝野，虽已不当政，但他的话对裕仁和近卫内阁多少都有一些影响力，所以当陆军大臣（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代表军部正式进宫请示时，裕仁不予接见。

裕仁之所以拒绝接见，除了有汤浅和西园寺相谏的原因外，实际上他还想借这个机会摆摆架子，给给脸子，因为裕仁虽自恃陆军大元帅、军队统帅大权的掌握者，但在一些具体环节上，却常常被陆军绕开。他认为自己受到了陆军的漠视，内心感到很是恼怒，一有机会就想给军部大臣穿小鞋，以便让这些人更加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裕仁没有露脸，露脸的是侍从武官长，他传达了天皇的旨意：“如果你们是请求允许行使武力，朕不想批准，也不必为此觐见。”

一听这话，板垣和载仁都愣住了。

1938年7月20日，经过板垣等人的再三恳求，天皇心里舒服了，这才答应接见。

见面时，裕仁当场问道：“这件事同有关大臣联系过了吗？”

板垣顺口答道：“外务大臣、海军大臣都表示赞成。”

板垣是在扯谎，不幸的是天皇还知道他在扯谎。裕仁看上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坐在家里，一副痴痴呆呆的样，其实骨子里是个精到内伤的人。他早就征询过外相和海相的态度，知道那二位都不同意张鼓峰行使武力，于是大为震怒，他声色俱厉地斥责道：“陆军的做法根本不像话！”

板垣、载仁一听就知道露了馅儿，顿时尴尬到无地自容。裕仁仍然不依不饶地进行数落：“陆军不是第一次这样了，‘满洲事变’的柳条沟（指九一八事变）也好，这件事件之前的卢沟桥（指七七事变）的做法也好，都完全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在当地独断专行，甚至多次使用卑劣的手法，这是朕的军队所不应该的……”

裕仁摆出陈年老账，并不是说他当初不想发动侵华战争，或者真的大权旁落了。其实所谓统帅权，始终都在他手里牢牢攥着，只是他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得失来做出决定，有时故意放松，有时又格外收紧，比如“九一八”前，裕仁明明知道关东军“独断专行”的气氛，但他想从中渔利，便故意放松统帅权。到七七事变也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陆军的“独断专行”，恰恰是裕仁故意纵容的结果。

如今他又像祥林嫂一般地婆婆妈妈，无非是因为侵华战争搁浅在了那里，让他左右为难，只有摆脱自己在其中的干系，才能继续显示出天皇的永远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