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玩家（第2/17页）

一传十，十传百，各地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的成分非常复杂，有革命党人，也有湖北同乡、各路军人、政客、失意书生、党混子，乃至上门寻求帮助的普通老百姓。

何成浚虽不可能做到有求必应，但他从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总是尽力而为：来找事做的，就安排工作，即便一时没法安排的，也招待食宿，临走时再赠送路费。

何成浚每个月用在这方面的开支都不少，除了公家开支外，有时帮他招待客人的助手也得贴进去很大一部分薪水。

从蒋桂战争起，何成浚便利用他在社交方面的影响力和才能，南来北往地帮蒋介石“跑外交”。不过他最主要的成就并不是做说客，而是对杂牌军进行拉拢和策反。

民国年间，由于诸侯割据与时局变动过于迅速，杂牌军在数量上相当可观。一些杂牌军头看到蒋介石的力量越来越大，想投奔过来，倚为靠山，可是他们又听说蒋介石为人狠辣、奸险多变，怕吃亏或被蒋介石吞并，这时候何成浚就能在中间起到一个搭桥担保的作用。

何成浚的经历显赫。清末秀才、老同盟会员、早期士官生、黄兴的老部下兼老同事、辛亥革命元勋，这些头衔拣任何一个出来，都够炫耀上半天，更是那些资历较浅的杂牌小军头们所不能望其项背且为之肃然起敬的。

如果有谁说何成浚配不上“军事家”这一称号，那你就太较真儿了。要知道并不是每个“军事家”都是战神级别，而且何成浚吹起他的革命往事、军事韬略也同样是纵论滔滔，如长江之水连绵不绝。

除了“老革命”“军事家”外，何成浚可谓是中外皆通，讲国外，给你来日本的明治维新；讲国内，秀才出身的他对于士大夫圈子的一套周旋应付手法更是极其娴熟。这些都足以令那些没怎么见过世面的老粗军人为之倾倒，且自惭形秽。

当然，让人敬是一回事，让人亲又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蒋老总”，很多人都敬他畏他怕他，但是亲近他的杂牌军头却委实不多。

说起来，年轻时候的蒋介石也倜傥过风流过浪荡过，只是中年以后才开始学曾国藩写日记，并且变得越来越像个清教徒。中原大战期间，为了拉近和马鸿逵等杂牌军头的距离，他曾邀上刘峙等人与马鸿逵打麻将。麻将桌上，蒋介石输给马鸿逵三四万元，马鸿逵又输给了刘峙，于是蒋介石对刘峙说：“经扶（刘峙），你给拨下账好了。”那三四万元就这样抵销掉了。

蒋介石要亲近马鸿逵的目的达到了，可是这种亲近其实维持不了太长时间。因为人家一看这做派，就知道你老蒋不是真正的赌徒——麻将桌上无父子，更无上级与部下，哪有让人抵销的道理？

何成浚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大玩家，不仅对于三教九流、吃喝嫖赌行行皆通、样样出色，而且玩得很认真，绝不会像蒋介石那样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在敷衍。

“战略物资”

有一年夏天，何成浚和时任汉口特别市市长的刘文岛等人在汉口俱乐部赌博，玩摇骰子押单双。刘文岛当庄家，何成浚下注。何成浚那天的运气不好，还没赌一会儿，就输了几万元。之后他看准一宝（即押宝），在“双”上押回了两万元，其他人也纷纷在“双”上押注。

这个赌博游戏的道具包括酒杯、碟子和骰子。骰子放在碟子上，用被称为“宝盖”的酒杯盖着，如果摇过之后，骰子的点数显示是“双”，那么作为庄家的刘文岛就输了；反之则赢。

刘文岛很精明，他怀疑这一宝可能就是“双”，不敢贸然揭宝，便要将“双”卖出，可是因为赌注太大，无人应买。于是，刘文岛就宣布这一宝作废重摇。

作废重摇本是赌博中允许的，但是赌桌上另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凡作废的宝，不能打开宝盖，必须接着再摇，让众人重新下注。

不管这一宝是“单”还是“双”，就成了永远的谜。刘文岛太想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对是错了，他不顾规矩，伸手将“宝盖”揭了开来。

大家一看，果然是个“双”。

何成浚平时在钱财方面非常大度，输赢对他来说无所谓，但刘文岛这一举动让他非常生气，当场说了声：“不玩了！”便甩手而去。

何成浚对于玩是很认真的，绝不苟且。那些杂牌军头有的出身行伍，有的出身土匪，有的属于三教九流，讲江湖义气，有的嗜好鸦片，热衷吃喝嫖赌，但他们无一例外都不仅引何成浚为同道，而且视其为老手。

肃然起敬之余，军头们转而乐于和何成浚亲近，反正是大家一起玩嘛，何分彼此？

为蒋介石拉拢杂牌，何成浚还有一个独特优势，那就是他和蒋介石有着很深厚的私人关系。老蒋尚未发迹时，两人曾一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买卖，算得上是一道吃过、喝过、玩过、乐过的老朋友。

何成浚或许无真知，但大事不糊涂。他这一辈子，一没有办过军校，二没有当过军事教官，三没有训练过军队，更没有说建立属于个人的军政小组织或单独成立军队了。

他曾对人说过：“我一生当过几次总指挥，但我手里实际没有兵权，如果我直接带兵，蒋介石就不会相信我。”

由于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同时蒋介石也不像阎锡山在给官给钱方面缩手缩脚，所以何成浚就敢于替蒋当家，他去拉拢杂牌的时候，腰包里都装满空白委任状和钱，只要事情能谈妥，要官给官，要钱给钱。

后来到了抗战，军统局有个专职搞策反的处长，他认为何成浚是策反方面的老前辈，便特地前来求教。何成浚对他的策反经验毫不隐讳：“搞策反工作就要大量用钱。我在天津搞策反，不知用了多少钱，如果蒋介石要清查我的账，恐怕我的脑袋都保不住。”

当时国民党内有三个官员都擅长奔走拉拢和周旋应付，除了何成浚外，尚有陈调元、刘镇华。何成浚字雪竹，陈调元字雪喧，刘镇华字雪亚，人称“三雪”，但以何成浚在杂牌中的号召力最大。

对杂牌们来说，何成浚近乎等于一种信用的保证。有的军头说：“只要何雪公（何成浚）说一句话，我们就过来。”有的说：“我们只认你何雪公。”

有一个何成浚招抚过来的旧式军人，听说老蒋要召见他，也不知是福是祸，心中十分害怕，就打电话给何成浚说：“我要求先见了你，再去见委员长，万一出了事，我死了也甘心。”

蒋介石委任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真不需要考虑来考虑去，因为再也找不出比他更好的人选了，而且军团里的很多大小杂牌军头本来也是由何成浚给收编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