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德国的崛起（第3/6页）

军事手段体现了强制性，而国际协商则通过比较文明的方式代替强权。值得引人深思的是，通过这种方式达成的协议常常也是军事力量较量的结果，所产生的效力也随着权力的变化摇摆不定。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奥地利撕毁1878年的柏林条约，擅自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并入了自己的版图，这跟条约内容是不符的，这样一来，柏林条约中体现的大国协商精神也成了一纸空文。在这个事件中，德国站在奥地利一方，而俄国也在德国的压力之下同德奥两国站在一起，放弃了原来同英法之间的合约，那就是反对任何不经过欧洲国家商议，就剥夺了土耳其对波黑两省的正式宗主权且和塞尔维亚王国的合理意愿明显相悖的行动。由于受到德国的压制，俄国人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沙皇在1909年10月从俄国至意大利外交旅行中，刻意绕过奥地利。波黑事件更是加重了有关国家的间隙，在这些大背景下，在巴尔干出现任何看似普通的问题都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将原本平静的欧洲搅成一锅粥。这场争端直到1910年2月才画上了句号。结果是，奥地利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为事实，它并没有经过欧洲国家的协调。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奥地利给土耳其一笔经济补偿，这刚好是被国内革命搅得焦头烂额的土耳其政府的需要，也正是这场革命才给了奥地利可乘之机。而这种结局带来的国际形势要比事发之前更加紧张，国家之间的对抗重新萌动，国际协调已经变得可有可无，国家之间的信任度大大降低，几近消失。

无论这种情况能不能得到抑制，它都不表明在世界各国之间就不能建立起一种长期有效的协商机制。有人认为，一个国家不会无条件地认同协调结果，所以只有通过强制性才能让它接受这些既定事实。与此相关人们也看到，均势局面④同国家间的工商业竞争非常相似，而欧洲大国之间进行协商的过程和一个托拉斯组织的运转又十分相像。虽然欧洲的协商同托拉斯不一样，不是把所有的成员凝聚为一个集体，但它确实把集体的意愿作为欧洲政治决断的来源，而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应该同托拉斯里面的成员一样服从集体的决定。

对于奥地利侵吞土耳其两个省份的行为，我们没必要为它找更多开脱的借口。显然，这种赤裸裸背弃协议的做法势必会给整个世界的道德观造成非常坏的影响。所有让人能够接受的关系，无论是金融、社会还是国际关系，都要依靠信誉为基础，背弃了信誉便没有了安全保障，随着信誉的消失，骚乱便接踵而来。没必要进行多么详尽的描述，我们就能想象得到依仗自己的军事力量违反国际盟约会给国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普法战争中，便上演了一次这种情形。这种局势的出现一方面表明欧洲崛起了一个军事强国，另一方面为同欧洲关系密切的美国敲响了警钟，那就是无论是社会生活的哪个方面，有出色的组织能力才能使这个国家良好的发展。

作为陆上军事力量，德国的组织有一个鲜明的特色。这种特点是，在政府的管辖之下，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全国性的指导机构，而这种机构取得的效果是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于是，德国才能成功地将力量凝聚在一起，无论是工商业领域还是军事范畴。托拉斯组织作为力量的集中表现形式，它所带来的效果毋庸置疑。在德国，政府能够非常容易地进行各种集中，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政治与环境影响的结果。在这种制度中，无论政府英明与否，都将自己的人民置于它的绝对统治之下。这种状况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德意志独特的政府形式，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上的德意志四分五裂，每一个邦国都规模较小，所以它的政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们的生活。因此，种种的历史环境造成了现今德国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促使他们能够绝对服从政府的控制，而这种控制能力的加强，是当今所有文明国家的发展趋势。

虽然英美两国一直执行的是在不侵害公共权利的情况下完全自由民主的制度，但这种制度在当今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束缚，我们往往看到，少数人的集体行为确实能够破坏公共权利。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只要政府采取的措施不是对个人行为的拾遗补缺，而是对个人行为的规范引导，那么这种措施虽然在表面上是社会主义的，其实质却刚好相反。但是，无论在什么时代，一个社会的种种行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以免使其产生过分的影响。并且，政府干预也为社会注入了新的竞争活力，当某个个体或者团体的权力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它的利益就会受到集体利益的制约。而依照现在的社会主义思想，国家应该对任何社会事务都进行有效的管辖和指导，这样下去国家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垄断机构，一个托拉斯，它的修正能力是其他组织没法比的。

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组织化现象日益扩大，无论从方法上还是成果上来看，德国在这方面一直遥遥领先，这就使得德国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大的优势，并能够弥补因起步缓慢给自己的发展所造成的种种损失。在那个时候，德国在政治上十分松散，在社会、经济和商业领域也非常落后，直到1835年，关税同盟在德意志得以建立，解救了以前每隔几英里就有一个税卡的德国工商业。普鲁士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也为它日后取代奥地利成为德国的首邦奠定了一定基础。不过25年后的1862年至1866年普鲁士的政治发展却非同寻常。当时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根本没把议会下院放在眼里，而议会上院则在俾斯麦的操纵下不断颁布种种遏制议会下院的政策。

德国人一直无怨无悔地缴纳各种税款，这成了这一时期德国政治上最吸引人的一个特征，跟英国人反船只税和美国人反印花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士的水手促成了其陆军的组建与发展，而强大的陆军将普鲁士推上了德意志的领导台，随着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一个强大的德国得以诞生。但是船只税同样决定着英国的优势地位和海军发展，何况发展海军是英国人一贯的做法。至于印花税，它的征收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应用于国防。与英美两国对比，普鲁士人民在税收方面的做法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性格，他们完全服从强大的政府的支配，与此同时还保持着一定的主动性。所以我们看得出德国的政府特性同德国人民的特性是相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促成了德国的强大，但是这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出来的。不管怎么样，在当今组织化的时代里，德国政府有着成熟的对社会进行组织的手段，而德国人也服从这种组织，所以在这一方面，德国在其他国家中显得鹤立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