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暂时的平静

12月17日。前往莫罗佐夫斯克的途中，救护车不时绕路而行。据说苏军在北面突破了我们的另一道防线，守卫这道防线的是意大利人。据称，俄国人正向南推进，隆隆的炮声在远处也能听见。我对此并不太关心，因为自己并未置身于战斗中，而且我认为，就我目前所处的环境，只能得到那些卧床不起的伤员们的看法。如果没人打扰的话，我就呼呼大睡，不管在救护车上还是后来在莫罗佐夫斯克。我把过去几个星期里所缺的觉补上了。我的腿裹着石膏，所以并不需要特别的医护，只有在他们给我送饭来或必须服药时，我才会被唤醒……

12月18日。我已不再计算日子了，所以，突然被高烧惊醒时，我记不起自己在莫罗佐夫斯克酣睡了多久。我被注射了几针，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好像跟另外几个伤员一同被送上了一列救护列车。高烧加剧了，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些可怕的画面，使我喊叫、呜咽、颤栗。

渐渐地，周围的一切变得清晰起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正在一列救护列车上，躺在白色高低床的上铺。一名年轻的金发女护士站在我的床铺旁，戴着一顶标有红十字徽记的帽子，轻声唱着圣诞颂歌。一些伤员用他们不太完美的嗓音跟她一起唱着。

车轮的节奏变化着，形成了一种强烈而又危险的敲击声。这种声音在我脑中痛苦地回响着。我闭上眼睛，将自己滚烫的额头贴到了冰冷的车窗上。但这并未能让我凉快下来，反而融化了车窗上的霜层。

这时，一只凉爽的手放在了我的太阳穴上，但随即被我头上的汗水所浸湿，一个温柔的声音平静地说了几句话。这个声音仿佛隔着一层薄纱，我意识到是那位年轻的女护士。她给了我两颗药，帮着我服下。之后，我筋疲力尽地睡着了，但我没做任何梦。

12月26日。圣诞节第二天的下午，我再次能清晰地思考了。床铺上摆放着给我的圣诞礼物，尚未开封。我对礼物的丰富感到惊讶，这些礼物各种各样，都是这几个月来我们从未见到过的好东西，其中包括许多香烟。我点上一根烟，发觉味道不错，这意味着我已逐渐康复。但我还是花了点时间才真正弄明白自己身处何方，以及我已从败血症的危险中获救的事实，在集体农场时，医护兵曾告诉我，我可能会招致败血症。

走道对面，躺在上铺的一位病友刚刚醒来，他用友好的口气问候道：“嗯，刚刚转危为安吧？很高兴你终于醒了，我的朋友。”

我向他微笑着，随即看见他伸直的右臂像只翅膀那样伸出，后来我才得知，士兵们把这个叫做“斯图卡”，因为裹着石膏的胳膊呈某种角度伸出，有点类似“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翅膀。这种治疗方式通常用于遭受枪伤后断裂的胳膊。我估计这位朋友就是断了胳膊。

他告诉我，昨天，火车停靠在斯大林诺，一些轻伤员下了车，只有重伤员和发高烧的人还留在车上。不过，空出来的床铺又被住满了。

“我们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他愉快地对我说道：“穿过克拉科夫到西里西亚，然后，我很快就能到家了。”

“您的家在哪儿？”我问他。

“马里恩巴德，在苏台德区，”他带着明显的自豪告诉我。然后，他向我描述了他的家乡，使她听起来就像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小镇，我不禁产生了一种冲动，有机会的话应该去拜访一下。没想到的是，战争临近结束时，我就在那个风景如画的疗养胜地。经历了六次负伤，最后一次负伤后，毫无疑问，与病友的这番谈话对我在那里的军医院结束自己的军旅生涯产生了影响。

“您是在哪儿负的伤？”我问道。

“在斯大林格勒，12月10日，”他说道，我看见他的面孔抽搐着。“斯大林格勒”这个沉闷的词突然出现在车厢里。列车上大多数伤员都来自斯大林格勒，或像我这样，来自顿河或奇尔河包围圈的边缘。

“能离开那儿真是靠运气，此刻，那里恐怕已经陷入血腥的困境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问道，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没有听到过那里的战况。

“因为留在包围圈里的前景已经暗淡无比，”躺在下铺的一名伤员说道。“最后的希望是霍特和他的装甲部队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圈，但这个希望已经破灭，他们被用于其他地方了。”

其他伤员也参与进来，他们恨恨地对高层发出了抱怨。一名伤员气愤地说，那帮家伙都该去死。没人表示反对，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不是信口开河。他和其他一些身处包围圈内的人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他们曾得到过希望和被救出去的承诺，直到大势已去他们才意识到，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实际上是被抛弃了。

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一批人交了好运，因为自己的伤势，在关键时刻被飞机送出了包围圈。他们说，这种好事现在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一名伤兵的头上包裹着绷带，只能用一只眼睛往外看，他嘲讽着军方最新的广播报道，他们故意把斯大林格勒的灾难缩小化，并对第6集团军的失败进行了高度程式化的宣传报道，认为德军士兵心甘情愿地进行着英勇的抵抗。

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坚强，许多人甚至无法掩饰他们每日的恐惧。睡在我下铺的一位小伙子肯定就属于这一类型，因为从我醒来后，他就在抽泣，一直没停过。出于好奇，我趴到床铺的边缘往下看，发现他的左臂和肩膀被绑成了“斯图卡”。我无法看清他的脸。他的抽泣没完没了，永无止歇。他的哭声折磨着每个人的神经，特别是对那些需要好好睡觉的重伤员来说更是一种严重的干扰。

最后，那位头上裹着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的士兵被搞得不胜其烦。他转向那位抽泣着的小伙子，生气地对他说道：“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再哭了！你这不停的哭泣要把我们所有人都逼疯了！”

可这家伙丝毫没有反应，相反，他抽泣得更加厉害。最后，火车到达克拉科夫，他和另外一些伤员被送下火车，我们这才摆脱了他。

12月28日。车上只要一出现空床铺，马上便有新的伤员填补上来。第二天，我到达了目的地，在巴特扎尔茨布龙下了车，这里靠近希尔施贝格，位于巨人山脉的脚下。我向车上的病友们道别，他们还要继续向前。

12月29日——1943年1月20日。在一座新设立的军医院里，我们从除虱室出来后，便躺在了干净的床铺上。医院的日子，过得平静而又安稳，对此，我几乎没有什么记忆。这些日子迅速淡出了我的记忆，快得就像哈尔茨奶酪的熟化过程，每隔一天，他们便会在晚饭时将这种奶酪放在我们的饭菜上，作为口粮提供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