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真理与信仰

在微雨后的黄昏,端纳漫步在南昌街头。行营重地,随处都是军警,安全可保无虞。

他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信步而行,他被回忆的纤丝细缕所缠绕,尽管他受着蒋氏夫妇的信赖和优待,尽管他性格散淡而不计名利,但他并不总是愉快的,他时常处在一种迷茫空虚和孤独中。他早已厌倦了国民党内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一种侨居他乡寄人篱下之感,越来越沉重地挤压着他的心。

此时,有教堂悦耳的钟声传来,钟声徐缓悠扬、庄严而又亲切,他不由得循声走去,进入一个僻静的小巷。

城市的暮色渐浓,暗蓝色的天幕柔和、明净,给人一种近乎玄妙之感。

端纳知道,在他那张雪白台布罩起的小餐桌上,已经有晚餐恭候,但他不想回去,钟声给他一种圣灵庇护的福乐之感,他的灵魂似乎在钟声里徐徐升入天堂,去享受人间没有的安怡之乐。

端纳循着钟声,穿过狭窄的街道,去寻找在暮色苍茫中向他召唤的教堂。蜿蜒曲折的街巷显得格外幽静,在毗连的高高低低的房顶上,天空像闪光的河流平静地伸展到远方的大海。

他已经看到教堂里时隐时现的灯火,他刚要踏上整洁的台阶,忽然耳边响起嘶哑的咳嗽声,像幽灵似地从教堂旁边冒出一个黑影。他先看到一双枯瘦如柴的老人的手,在暮霭中像弯曲的铁钩要攫住他似的,随着一声凄厉的叫喊:

“行行好吧,老爷!”

端纳不敢细察这个乞丐的脸,慌忙掏出一张钞票丢给他,那张纸钞(他不记得面值是多少)飘然落地。当那个乞丐俯身去拾时,又有一双小黑手向他伸来,依然是凄厉的喊叫:

“行行善吧,老爷!”

他急忙登上教堂的台阶,逃避魔鬼似的走进教堂,他并不吝惜第二张钞票,他感到在教堂门外集聚着乞丐,本身就是对仁慈的上帝的亵渎。就在他进门之时,他听到两个乞丐为抢夺那张飘落的钞票的撕打和诟骂声。

“弱肉强食!”端纳预感到后来伸向他的手比最先向他伸出的手更有力量,有力量的手最终会把那张钞票夺在手中。

他站了一会儿,把手伸向袋内,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再给他们一张,以解决这场纷争。

他不记得是哪年哪月了,他经过一处战乱摧毁的乡村,那本已破旧的房屋在燃烧中倾塌。衣不蔽体的饥民,满脸灰垢和泪水,捶胸顿足呼天号地的怨愤之声,直达天庭。他,端纳,这样尽心尽力地为蒋氏夫妇出谋划策,致使连年战火遍地、烽烟四起,生灵涂炭,饿殍盈野,是不是违背了自己的初衷而助纣为虐呢?端纳突然感到心灰意冷,他似乎寻求补救或赎罪,急忙又走下台阶,把第二张钞票塞给那个受了欺凌的老乞丐。那老头生怕再遭抢劫,只疑心地望了这位洋大人一眼,便转身消失在小巷的深处。

这时教堂里响起了晚祷的音乐之声,这宗教的音乐,像一个技艺精湛的大师,用优美的旋律编织成欢乐的花环,凭空撒下,飘落在端纳的心头。

与他所见过的大教堂相比,这个教堂未免太狭小太简陋了。祭坛上烛火闪耀,大约有十几个男女教徒在默默祈祷。他记起童年时,初次被母亲带到教堂去做弥撒时所感到的好奇与惶惑。

不管教堂大小,上帝总是一样的。

端纳并没有跪下,他并不是虔诚的教徒。此时,他的整个生命都溶化在宗教的奇妙的乐曲中,纷繁的思绪浪潮般地涌来。

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在上帝面前忏悔还是辩解,他不能在这种梦幻似的境界中对现实生活作冷静的思考。他焦急地渴望吸一口新鲜空气,使自己清醒过来。

他从教堂走出来时,又有几个乞丐向他伸出手来。有的竟拦住他的去路,仍是那千篇一律的嘶哑的呼叫:

“行行好吧,老爷!”

“行行善吧,洋大人!”

他分不清这叫声是乞求还是诅咒,也搞不清他施舍是作恶还是行善。他也分不清这些乞丐是可怜还是可恨,他也辨认不出其中有没有刚刚拿到他的钞票的两个人……

“丑恶!丑恶!”他怒冲冲地冲出乞丐的重围。他听见背后扬起一片咒骂和狰狞的调笑声。

他原来认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一向是泾渭分明的。他本无非分的欲求,无须弃善行恶。可是,现在这忽然成了问题,自己也陷入善恶难分的魔潭之中。

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时,杀人如麻,谓之善,而北洋军阀却谓之恶;上海“四一二清党”,国民党谓之善,而死在屠刀下的共产党人却谓之恶;在蒋介石征服各地方实力派时,互相争权夺利,使中国大地沉入战乱的血海,各认为自己是善而对方是恶;现在,蒋介石全力投入对共产党的作战,共产党谓之作恶,而蒋则认为行善。

那么善恶的界限在哪里?

假如端纳知道毛泽东和罗自勉那场善恶之争时,他又作何感想?两个世界观人生观绝不相同的人,在善恶的思辨上是同工异曲还是殊途同归呢?

他,端纳,以多年在中国获得的知识和才华为蒋介石出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尽职尽力,到底是在为善还是为恶?

如果像国民党的宣言那样:蒋介石统一中国之后给中国带来的是幸福,那么,他端纳就是在行善。

如果像共产党的宣言那样:蒋介石的血腥统治给中国带来的是灾难是黑暗的地狱,那么,他端纳就是在作恶了。

端纳跟冯·赛克特有所不同。后者是极端仇视共产党的法西斯分子,他的头脑里不存在善恶的观念,只存在法西斯主义的信仰!他只知道用“铁与血”实现他的信仰,不分是非。端纳是记者、编辑,他的财富是他的学问。他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但他不是那种不问是非的死硬派。

端纳的思索很容易陷进自相矛盾中,如果共产党有共产党的善恶是非,国民党有国民党的善恶是非,那么,善恶是非的客观准则是什么呢?

蒋介石认为一切派别和各种势力都服从他才是善,而各派势力却认为是恶。如果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他们也想称王称霸,当他们的力量能够力挫群雄时,他们不也要消灭异己吗?那时,他们就跟蒋介石一样,把吞并异己统一中国谓之善了。

端纳终于想到了立场问题。中国历史上讲春秋无义战,何止春秋时代?那只能各为自己的或自己的集团利益而奋战,各为其主,而无是非可言了!

难道真无是非?他想起国民党杀进苏区时,见到一个个苏维埃政府门上贴着同一副对联:

豪绅不入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