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事顾问端纳（第2/4页）

“这是胜利中的挫折，大幸中的不幸，共军渡过湘江，终是漏网之鱼，元气大伤。委员长已经饬令各方部队追堵围剿，以使共军不可能落地生根，只是增加了追剿的时日，多付一些代价就是了……”

宋美龄让秘书送来不加糖的咖啡，亲自端给端纳。等候秘书离去之后，端纳继续说：

“回想过去，委员长自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以来，经过了无数坎坷和磨难，不都是化险为夷了吗？挫折，并不都是坏事，创业总是艰难的。培根说过，‘奇迹总是在厄运中出现。’”

“我总觉得委员长的敌人太多了。”宋美龄忽然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委屈和伤心，“连我二姐也反对他，子文也不理解他，不支持他……”宋美龄的眼泪迅速地涌满了眼眶，低头唏嘘。

端纳知道宋美龄提的是近年发生的两件事：

1933年底，宋子文认为蒋介石为了第五次围剿所提出的军事预算过高，特别认为把大批金钱拨给各地方实力派收买他们剿共很不明智。宋子文力主削减开支，以减轻国家债务。蒋介石则坚持国家安全高于一切。双方各不让步。蒋介石在盛怒之中，举手打了宋子文耳光，宋子文愤而辞职，去了国外。蒋介石只好以孔祥熙来代替他。

1934年4月20日，毛泽东就《天羽声明》发表讲话，指出“此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发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号召成立工农学商代表选出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以对抗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委员长的敌人的确太多了！”端纳沉思着说。他盯视着逐渐熄灭下去的炉火，想到去加柴，“共产党的手段的确很高明，他在委员长大军围攻时，提出抗日的主张，这就使委员长处在两难的境地。去打日本吧，必然使共产党猛烈发展，实现他们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如果不打日本先打共军，必然丧失人心，因为目前国人关心的并不是共产与不共产，而是不当亡国奴！”

“那么，日寇在上海进攻时，共匪借机攻打赣南的中心城市赣州，这不是扯住委员长的抗日的后腿吗？他们一边讲抗日，一边打抗日的中央军，”宋美龄由于委屈而变得愤恨了，“可是，怎么没有人责备共产党呢？”

“因为委员长握有中央政权，人们自然把抗日重任放在他的肩上！”端纳解释着，然后思索如何使蒋介石解脱此困境的良策，“啊，这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斗争！非常复杂，非常复杂……”

端纳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已经不止一次地进行排列组合。如果将他多年的思维活动条理出来，那将是非常有趣的。

这种复杂性，可以说世界少有。

端纳的排列组合，是从国民党新军阀长达四年的混战开始的。他以政治家的精明、记者的敏锐和见多识广，对中国的各派势力作过解剖。新军阀混战的四年，给国民党两大真正的敌人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日寇侵略步步深入，而共产党也借机得到了迅猛发展。

这长达四年的混战中，蒋介石首先开始的就是蒋桂战争。

1927年，国民党由汪精卫、蒋介石为了争夺中央政权而发起的“宁汉之争”。当时，雄心勃勃的唐生智以拥汪为号召（端纳注道：拥别人是假，为自己是真），组织“东征军”沿江而下，直逼芜湖，威胁南京，此时，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为争地盘正剑拔弩张。蒋介石面临着两面受敌的危境。他深知三方在交手时应采取的策略，立即宣布下野，抽身东渡，把擂台让给桂、唐去打。于是唐生智的“东征军”和桂系组织的“西征军”为了各自的利益动起干戈，等他们打个两败俱伤之后，蒋再出来收拾残局。

此时，蒋已深谙政治斗争绝无道义可言，只有利益原则，利益相同则合，利益相悖则分。共御外侮是兄弟，阋于墙内是仇敌；昼长必然夜短，利此必然害彼；两雄不能并立，两辩不能相屈。他引桂、唐两军互为鹬蚌。

结果唐生智兵败出走，李宗仁成了武汉的新的统治者。

原来桂、唐两敌，现在火并后变成桂系一个，桂唐结怨。蒋介石便从日本西渡回国，在反桂基础上又与汪精卫合作，通过汪拉拢唐生智，又通过谭延闿拉拢鲁涤平，通过贺耀祖拉拢叶开鑫，把原来的仇敌变为朋友。

端纳在纸上画了个很有趣的公式，以证明蒋介石手段的高超：

唐、桂两军击蒋，

蒋、唐两军击桂。

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其狡诈亦不下于蒋，抢先与唐和平谈判，也像蒋介石一样，消除了蒋、唐两军夹击的危局。

1928年1月，北洋军阀与国民革命军仍旧在津浦线上进行拉锯战。在暂时解决了内部冲突之后，国民党必须集中力量进行“二次北伐”，完成国家统一。蒋介石回南京后复任总司令。为了完成北伐，必须调动各派兵力。若要调动各派兵力，必须进行利益分配，大家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老滑头，谁也不愿为别人火中取栗。蒋介石早已看透，人人都打着三民主义信徒的旗号，心目中真正信仰的上帝是他们本身的利益。

蒋介石通过国民党四中全会举行了“五巨头”的政治权力分赃，他总司令自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另外成立四个政治分会。以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政治分会主席，在军事上恢复了四个集团军，蒋介石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阎、李分任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济深保留了第八路军总指挥）。

这种不是由于信仰而是由于利益的权力分配和联合，本身已经构成了极为敏感的潜在危机，日后貌似突然的破裂，其实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蒋介石当然也明白这一点。冯、阎、李也都明白这一点。但蒋介石比其他派系有利的条件是他在中央，势力最大，玩弄权术的手腕当然也是上乘。

奉军在北伐军攻击下向关外撤退，张作霖也于1928年6月3日离开北平，专列行至沈阳皇姑屯时，被日军定时炸弹炸死。张学良继承父位。蒋介石派方本仁参加张作霖丧礼并同张学良谈判易帜。张学良表示推行三民主义，决定服从国民政府。这时，北伐军事业已完成，全国统一指顾可期。

1928年7月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和李宗仁到达北平，在西山碧云寺举行四总司令以及国民党文武百官祭奠孙中山灵柩大典，祭告“统一大业完成”。

7月11日蒋介石召集四总司令在北平市郊小汤山举行谈话会，重演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提出了《军事整理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