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前后方的严重分歧（第2/3页）

指示电再次强调，“目前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简直是逼命！

这种明知是错还要被迫去执行的痛苦，胜过任何痛苦。这是一种心灵的煎熬。他又想起与瞿秋白握别的那个夜晚，再次深感红十字架的沉重。

周在临时中央的斥责和督促下，于5月30日在苏区中央机关刊物《实话》第五期上发表《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

在四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体会到了同样左右为难的、极端痛苦的心灵煎熬感，背着红十字架走到生命的终点。

1932年5月下旬，国民党调集十九路军赴闽“剿共”，粤军三个师侵入赣南，向于都窥进。

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会剿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后移兵中央苏区。

6月下旬，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都，辖一、三、五军团，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

1932年6月25日，周恩来在瑞金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在人民委员会下仿苏内战例，组织劳动与战争委员会。”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周恩来任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计划并指导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上、经济上、财政上、劳动上的动员事宜”，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1932年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的池江、水口圩，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中央苏区南部得到稳定。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上前线，后方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于7月21日在信丰致电苏区中央并转项英，报告一方面军情况，并将在月底前渡赣江北进，准备与敌作战。

同天，临时中央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及赣闽两省委指示信，继续批评“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积极地扩大苏区”，犹如一个执枪在后的督战队！

中共苏区中央局（此时任弼时代理书记）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

周恩来认为不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7月25日致电苏区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委一级，改设总政委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鉴于苏区中央局（这是临时中央的意旨？）仍坚持由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便致电陈述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强调“有泽东负责，可指挥适宜。前方决定，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请你们再考虑”。

1932年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继续整编，在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并随军行动。

9月上旬，在前方的周、毛、朱、王，与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产生了日益严重的顶牛，后方由于有临时中央的尚方宝剑，不顾前方实际困难，一味督战。

前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仍不能实现后方越来越高的、超过实际可能的过高要求。又加此时周、毛、朱、王接到临时中央9月14日转来的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失利，已经撤离苏区的电报，复电鄂豫皖中央分局：

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并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显然，这些战略战术是正确的。

可正确的战略战术未必能取得胜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9月23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下一步行动方针，说：“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的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这几乎是等于违抗命令，跟临时中央的要求南辕北辙。

9月25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对他们的行动方针提出不同意见，说：

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安乐，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结合呼应鄂豫皖、湘鄂西，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周、毛、朱、王立即致电苏区中央局进行反驳，坚持原定作战计划。

以正确来服从错误太使人难以忍受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痛恨别人握有瞎指挥的权力而又痛恨自己无权决定。他们不能不据理力争：

马上可能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三，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劳而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并提议即刻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来讨论红军行动的方针与发展方向。

在前线与后方的矛盾过程中，周恩来体会到，毛泽东独撑中央苏区局面时，在执行中央的许多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示时，非常善于运用艺术。独撑局面，要求主要负责人具有非凡的品格，要求他不仅有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而且要有对构成政权、战争、社会生活的巨大综合体，有一种内在的洞察力和下意识的感知力！

中央苏区，这个党、政、军、民在战争中运转的综合体，包罗万象：敌方及其统帅部的战役战略意图，红军的情况和与之对抗的方针。必须了解敌我双方在整个战争态势中的地位、技术装备、精神和战斗力；必须了解地形特点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种种因素和条件；必须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有胆有识地、挥洒自如地推动着战争机器的运转，使之向有利于我方的主动与胜利转化！

周恩来深感毛泽东在这方面眼界的开阔，思路的清晰和想象力的活跃！

9月26日，苏区中央局也是当即回电，犹如面对面的争吵：他们既不懂军事，也不了解实情，但为了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注定达不到的目标，一味督战，这就成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