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宁都会议（第2/2页）

周恩来深深知道，握有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委员们，对前方的几个委员（主要是毛泽东和他本人）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审判。他还不太相信（尽管他隐隐意识到了）以他的拒不执行指示为借口，剥夺毛泽东在军队的权力。这种可能性，在他心上投下难以言喻的阴影。他要尽最大努力，不使这种局面出现。这时，他看了毛泽东一眼，只见他脸色蜡黄，两腮微抖，反映出内心深处被强抑着的感情风暴。周恩来找到了一种策略，他试图把路线问题（他认为本来就不是路线问题）引到军事指挥上来：

“我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指责太过火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我不否认军事指挥可能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果有什么错误，我有责任！甚至我的责任更大更直接。”

项英却固执地认为这不是军事指挥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是悲观情绪问题，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因而也就是路线问题。这些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身上。

这种印象，来自项英的历史优越感。他认为毛泽东跟莫斯科、跟第三国际向无直接联系，几乎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对第三国际的路线既无认识也无感情。

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真正了解，也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

他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并不虔诚。你看毛泽东的书箱里是什么书吧，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使他最为惊讶的是，毛泽东竟然从当地一个老学究那里借来了一本《周易》，后来，他打听到这是一种测字算命的书。毛泽东在几次会上讲话，很少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而他项英自己却抱着一本《共产党宣言》，一本《国家与革命》反复苦读。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毫无信心，对夺取中心城市更是不赞成。这种同志在军事领导岗位上，国际路线是很难贯彻的。

项英对周恩来的调和主义，深感不快，他必须抓住实质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

“不！我不同意。”周恩来一改往常的冷静，炯炯目光直视着项英，大声地说，“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后方中央局的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敌我力量的对比。敌人正在准备大举进攻，而我们不做准备，就不可能有效地粉碎敌人，这一点，后方的同志应该给以充分的估量。……我不同意对毛泽东同志的过分批评。我深深知道，我们在前方的同志是尽一切可能进行战斗！”

“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并不存在过分的问题！”凯丰立即激烈地反驳，“而是过分温情姑息的问题。”

“对红军力量估计不足，过分夸大困难，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不是批评的问题，而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问题！”项英怒气冲冲，巡视着会场，似有无尽怨怒要向外发泄。

“应该平心静气地谈清问题，过分激动并不利于问题的澄清与解决。”王稼祥又重申自己的意见，尽量说得缓和，但是项英感到了某种屈辱。他认为王稼祥这个吃洋面包长大的“苏俄派”应该支持他才对。

会议室里又笼罩着令人难堪的沉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项英身上，集中在他难以捉摸的性格上。有这种性格的人，会满腔热情地去完成上级交给的任何任务，表现出特有的认真负责和魄力。但有时又会固执地坚持一种明明不合实际的教条，决不承认新发现的真理。容易绝对，善走极端。后来陈毅对他的性格作过这样的评语：“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义。逞英雄而少办法。”

项英在六年之后的皖南事变中临时动摇，换上便衣首先脱逃的行为，就表现出他这种性格的弱点。

项英阴沉着脸，残酷斗争来不得半点温情：

“我们必须无情地打击右倾机会主义，保证国际路线的完全的实现！”几个委员表示附议。他们对项英坚强的政治原则和斗争性给予应有的尊重。

会议的内容，会议的争辩，会议的情绪，不断地重复推磨，一圈一圈又一圈。疲劳轰炸，一直推到筋疲力尽，达到预想目的为止。

“当然，批评可以从严！”周恩来用伤感的目光巡视着会场，感到如果双方硬顶，斗争便会升级，促成对方采取极端措施，那就很糟。不弯则折，把事情弄僵是不利于大局的，他转圜说，“可是，组织的变动是不应该的。毛泽东同志的经验偏重于作战，他的兴趣也在主持军事工作，留在前方是适合的。”

王稼祥赞成周恩来的看法。

项英却立即反驳，声调越来越坚决：

“现在中央局关心的不应该是如何照顾某个同志的经验和兴趣，而应该注意的是如何在红军中执行国际路线！”

此时，已是下午一点钟。周恩来宣布休会，下午三时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