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934年11月·中旬 南昌行营（第2/2页）

一周之后，这些中国的鲁道夫·赫斯们，在“领袖万岁”的嚎叫声中，佩上了他们视之为神圣的“军人魂”——一把寒光闪闪的短剑，在铜质的剑柄上，刻着六个字：

不成功，便成仁。

冯·赛克特出身于普鲁士大贵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历任麦肯森第十一军团、卡尔大公军团、约瑟夫大公军团及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战后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1920年至1926年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提出并实施了建立十万“袖珍陆军”的计划，奠定了德国陆军重新崛起的基础。1926年晋升一级上将退休。希特勒派他来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并不仅仅因为他丰富的军事经验，更主要的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是一个纯粹的纳粹。

作为宴请答谢，他赠给蒋介石一套德国明信片，制作华贵精美，上面印着菲特烈大王、俾斯麦、兴登堡和希特勒的不同侧面的肖像，都具有一副同样的不可一世的傲态。文字说明也是绝无仅有的：“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建成，元帅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

国王是指菲特烈，亲王是指俾斯麦，元帅是指兴登堡，士兵乃指希特勒。希特勒的出身最为低微，但他不仅被描绘成德国的拯救者和统一者，而且还是过去这些把德国造成一个强大国家的杰出人物的继承者。这些明信片上的肖像对蒋介石并不是无所谓的，这些人对他都有深刻的影响。

在五次围剿初期，他那张戴着白手套，右拳抵腰，左手抚刀柄，胸挂青天白日勋章，板着严肃的脸，双唇紧合，目露威凌的照片，就可以从这套明信片上找出摹仿的痕迹！

宴会之后的那天夜间，他们谈得很晚。已是六十七岁高龄而且疾病缠身的冯·赛克特，半躺在安乐椅里，以其狂热的激情向蒋介石传授他的信仰。

赛克特并不直接露骨地宣称反对三民主义，却向蒋介石灌输：领袖必须有绝对权威。在冯·赛克特的心目中，“独裁”并不是贬义词，它是实行专制的必须。他引证希特勒的话说：“决不能实行多数决定制度，只能由负责的人来做决定，当然每个人身边都要有顾问。……由一个人单独做决定的原则是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的结合。”

这段话并非希特勒的原话，却很符合希特勒的精神（有心的读者可以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找到阐述这一思想的长篇原文）。希特勒的思想，在赛克特看来，并非独创，它是由第一帝国、第二帝国的思想继承和发展而来。

他向蒋介石引证俾斯麦在1862年担任普鲁士首相时宣称的那段举世闻名的话：“当前的重大问题，是不能用决议和多数表决来解决的，而是要用铁血来解决。”这位著名的“铁血首相”在解决重大问题时，除了铁和血以外，还辅之以一种巧妙的外交手腕，往往极尽诡诈之能事。

国民党的“领袖超越一切”，“一切服从领袖”，“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提倡个人独裁的一切言论，乃至后来复兴社的“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的妙论皆出于此。但是，蒋介石并不是没有主见的人，他知道照搬法西斯主义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他只能吸取适用于他的一部分。他懂得，中国有着两千年的封建根基，孔孟之道浸透了民族的灵魂。希特勒和曾国藩对他来说，都有参照价值，但他绝不是希特勒，也不是曾国藩。他是独特的蒋介石！

如果把冯·赛克特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对学员们的训话和蒋介石的校训比较，就知道他把西方法西斯主义和东方封建专制主义结合得多么巧妙。他鼓吹“挽救国魂”、“挽救军人魂”、“创造国家新生命”。所谓“军人精神”就是“智、信、仁、勇、严”，所谓“民族精神”，就是“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大力提倡“力行主义”，在“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下，“完成安内攘外复兴民族大业”。

他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来自孟轲，他的“四维”来自《管子·牧民》……他是各种专制思想、孔孟之道和法西斯主义的混血儿。

冯·赛克特，还大量引证他的同胞黑格尔关于战争的论述。黑格尔宣称：“世界历史不是幸福的天国，幸福时期是历史上空白的篇页。因为这些时期是和谐一致、没有冲突的时期。”在黑格尔看来：“战争是最伟大的纯洁剂。它有益于为长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健康，正如刮风使海洋去除长期平静所造成的污秽一样。”

黑格尔的道德伦理观念和强烈的使命感启发了希特勒。赛克特认为，如果谁认真地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就不难了解，希特勒和马克思一样，都从他的灵感中得到启发。

“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安乐足以使人死亡”的孟子哲学，与黑格尔的战争观也很相近。

黑格尔认为干大事业的人，绝不能以喃喃连祷的那些个人品德——谦虚、仁爱、宽容——来反对去干世界性的功业。建立强大的国家，必须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压碎前进路上的许多东西。由于不受伦理道德的约束，在行动时刻来临时，希特勒就能够于心无愧地干出最残酷无情的勾当来。

这些“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和“战争狂”的思想，也影响到蒋介石。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训话时，曾引证过希特勒在1925年《人民观察家报》上写的长篇社论《新的开端》和他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举行的纳粹党徒集会上，演讲结束时高呼的口号：“除了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以外，共和政体也是‘敌人’。……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现在，共军在哪儿呢？”这个突现的念头打断了委员长杂乱无章的沉思。他急步跨到占去半面墙壁的中国大地图前。这才是他真正游目骋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