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的确很被动”（第2/2页）

历史事件是不会重演的，但人的感情却不断重复。周恩来是个温情的人，许多外国学者把他称作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不管这个评价是否精当，苏沃洛夫的一段自白，的确是深深地感动过他：

您的画笔能够绘出我的容貌——因为它显而易见，可我内心的奥秘却从未公之于世人面前。那么，让我告诉您：我曾使血流成河，至今提起仍感不寒而栗；可我待人慈爱，毕生未给任何人造成不幸；未判处任何人死刑；任何一只小虫都未在我手下惨遭厄运。我是渺小的，也是伟大的。不论是时来运转，还是时乖运蹇，我都冀望于上帝，并且从未迷惘动摇。

是的，苏沃洛夫把战争的残杀归之为不得已而为之，把一切个人休戚荣辱冀望于上帝，而周恩来的上帝却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

“恩来，我看你太累了，这里留个作战参谋值班就行了！”朱德凄然地说，“战争，总是很残酷的！”

周恩来从窗边转过身来，一阵突然袭至的疲惫与昏眩使他摇然欲倾，只觉得天旋地转。他急忙走到桌边，伏案暂息。这时候绝对不能病倒！他假寐了一会儿，思路又转向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地图上虽然插着标志，但三十四师在什么地方并不确定。在极端频繁的变动中，地图很容易画得混乱不堪，刚刚画上占领马上又变成放弃！经常的涂改会把地图毁掉！三十四师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陈树湘，一个是一○一团的参谋长万世松。

那是因为他来苏区后处理的一个复杂而又简单的案件。万世松在养伤期间，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方丽珠。他们同居了三天，被人揭发。可是人们的同情却在万世松和方丽珠一边。这是纪律与感情的矛盾。合理不一定合法。

军团长董振堂认为军法难容，报告军委执行枪决。方丽珠要求将她一齐枪毙，因为她坚持责任在她身上！

陈树湘不愿丧失这个既是下级又是密友的团参谋长，便暗自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为万世松开脱的信。周恩来作为红军的总政委，必须正确地处理这个案件。他主张给万世松以降职处分，下放连队当连长。之后，万世松在战斗中表现非常勇敢又颇具军事才能，在西征路上他代替了牺牲的二营营长。

“自古人生谁满愿？”恐怕一个也没有，这便是人生的真谛。周恩来曾经听过方丽珠的申诉，他心里说：“你们是无罪的！”嘴上却只能说：“处分是必要的！”

大军将行，方丽珠要求随军，愿做一名女扮男装的炊事员或是挑夫。她理所当然地被拒绝了。周恩来也许是最重感情的人。平等与仁爱，如果当成褒义词的话，应该加在他身上。在后来的年月里，他收容抚养过多少烈士的子女？又保护过多少身陷冤狱的干部？

这种仁爱之心，曾受到项英强烈的指责。在项英看来：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感情，在阶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拼搏中，只有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才是坚强革命者的党性！几十年后，在“四人帮”批中国“大儒”的时候，矛头就是对着他。

西奥德·怀特在延安时就认识了周恩来，对他印象极为深刻。他曾说：“在他面前，任何不信任的感觉或者对他还有些怀疑的判断，几乎都烟消云散。”但过了若干年后，他意识到对周充分信任是不太适当的。他把周恩来的双重性格、两种形象结合在一起来描写：周恩来“如同本世纪任何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人物一样，是一个卓越无情的人。他会以绝对的勇敢、以猫捕老鼠的灵巧，并以一个人经过深思熟虑的唯一行动方针而行事——他就是这样行动的。然而，他还是具有能够表现出热情亲切、情不自禁的那种与人为善的态度和斯文礼貌的本领”。

在理查德·尼克松看来，周恩来的个性既然兼有儒家风度个人品质和列宁主义革命家那种无情的政治本能，那么他就对担任这种政治角色再合适不过。就如同一块由几种金属造成的合金，较之任何一种单一的元素，更为坚实有力。周恩来的政治才能在于能够成功地扮演明争暗斗的能手或者两种角色。

一个新闻记者访问周恩来：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还是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周恩来答道：“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一个共产党人。”周恩来的同事们当然都是中国国民，但是他们大多数首先是共产党人，其次才是中国人。周恩来也深深地信仰他的主义，但是把这种信仰推向极端却不是他的本性。

周恩来喝着重新温热的玉米糊糊，顿觉精力充盈，但愿刚才的昏眩是由于饥饿而不是疾病的前兆。后来，新中国的经济困难时期，他跟工人、农民一起喝玉米糊糊时，就提到过湘江边上喝的这一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