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革命和干涉（第2/6页）

星期六，抗议人群和哥萨克士兵都出动了。哥萨克士兵接到命令向抗议人群开火，但是他们把枪口对准了警察。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具有震动性的事件，哥萨克士兵对当前政体的忠诚结束了，俄国内阁处于恐慌之中。阁员们给沙皇发电报请求辞职，要求沙皇返回彼得堡，立刻组建新政府。沙皇的回电与此时的局势毫不相关，显得异常荒谬，他在电报中说：“在此与德国和奥地利开战的困难时期，我命令发生在首都的骚乱明天结束。”

沙皇电报中提到的“明天”到了，3月11日，星期日，街上实际上较平静，行人很少。尼古拉离开首都前，给了他的新任首相一份他签了字的命令，要求解散杜马。他还给这位忠诚但无能的彼得堡老官僚一条指示，如果有必要，可以保留文件不予公开。这位老官僚就在这个时候把沙皇解散杜马的命令给了议员们，议员们立刻投票同意不予理睬。于是，议员们实际上成了革命者。

星期一，数万士兵加入抗议活动。有许多士兵干脆开小差。还有一些士兵与平民一起发动新的骚乱。首都的巨大武器库受到攻击，武器库被占领，武器遭到劫掠。数千支步枪流散到城市的四处，流入革命者手中。秘密警察的法院和办公室被焚毁。监狱被攻破，犯人获得自由，有的逃跑，有的加入革命。

3月13日，星期二，沙皇尼古拉终于离开军队总部，乘坐火车回彼得堡，旅程长达500英里（约800公里）。他的行程很慢，原因是他命令火车走曲线避免影响开往前线的部队和军需品，这个举动本意很善良，但实属愚蠢。越靠近首都，就越能看见更多混乱的征兆。最后，前方的报告说暴力事件频发，无法进一步前进，这列皇家火车在离目的地还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火车停在一个名叫普斯科夫（Pskov）的乡下小镇，尼古拉和随行人员躲避在一个铁路站场里。

有些军队高级指挥官给沙皇发来电报，要求他必须交出皇位，身在高加索的大公爵尼古拉是发电报的高级军官之一。沙皇似乎不感到惊奇，他只关心妻子和孩子，他们此时已经成为囚犯，驻守皇村的4万禁卫部队也起义了。他的5个孩子都患了麻疹，这种病在1917年并不是一个小病。沙皇皇后此时已经无法与沙皇取得联系，她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很快，她恢复理智，把精力投入照顾女儿们和12岁的儿子中，安排饭食，保证两个住在地下室仍然效忠的哥萨克士兵有温暖的寝室住。与前几年疯狂的自我毁灭不同，她此时展示出力量和镇静，努力帮助她的家庭度过生活留给他们的最后几个月时光。

3月15日，出现了两个俄国政府。一个是杜马推出的政府，这个政府由36岁的司法部长克伦斯基担任领导。另一个是由士兵和工人代表组成的苏维埃政府。这两个政府在同一栋建筑内设立运作中心，尽管处于相互竞争之中，但都同意沙皇必须退位。沙皇的内阁成员并没有与杜马作对，竟然可怜地要求杜马把他们逮捕起来从而保护自身安全。几个来自彼得堡的代表，前去会见尼古拉，争取获得他同意退位的签字。代表团刚见到沙皇的时候，沙皇一开始是同意在退位书上签字的，但他后来又变卦了。代表团要求他把皇位移交给儿子，他说自己可以退位，但坚决不把沙皇之位移交给儿子。他知道身体虚弱的儿子亚历克西斯由于有血友病而难活得长久，到时候将会有陌生人来接管皇位。尼古拉坚决不同意这样的结局。

于是，皇位移交给尼古拉的弟弟迈克尔。迈克尔是一个软弱的人，罗曼诺夫家族把他视为一个败家子，因为他曾秘密与一个离过两次婚并育有一子的平民妇女结婚。这位新沙皇就是迈克尔二世，他此时感到革命和骚乱会危及自己的生命，立刻宣布退位。他声称有意愿在未来恢复皇位，条件是必须给他一个人民选出的议会。至此，罗曼诺夫王朝终于结束了。杜马的临时政府宣布将大战进行到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前任沙皇尼古拉此时表现得极为大度，毫无保留地支持临时政府。他在军队的告别书中说：“无论是谁，如果他现在梦想和平，或者乞求获得和平……他就是祖国的叛徒。”

世界各国很快知道俄国帝制终结的消息。这个消息让伦敦和巴黎很高兴。美国政府中那些渴望参战的人也非常高兴。英国和法国从一开始就感到与独裁的俄国建立同盟关系令人困窘，因为英国和法国希望把这次战争描绘成民主和独裁之间的斗争，与俄国同盟使得解释战场战争性质的工作变得非常复杂。现在，俄国显然将变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且比原先的沙皇俄国更愿意参加大战。协约国内部变得更纯洁了。

在俄国，有许多人认为俄国帝制终结是一场悲剧，还有更多的人因此而欢呼雀跃。“天堂里的上帝，这是奇迹的奇迹，事情发展太快了，”一名在医院工作的士兵在日记中写道，“欢乐和焦虑使我无法工作。我向所有怀疑者解释这些变化是好事，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上帝啊，沙皇尼古拉及其独裁政府不存在了，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打倒社会渣滓，打倒一切旧的、邪恶的、讨厌的东西。这是新俄国的黎明，真是令人高兴和快活！……警察被抓起来了，他们的武器被没收了。上帝，请世界永远如此。”

沙皇退位的时间，比德国宣布恢复无限制潜艇战的时间晚了6个星期。这个剧变马上证明了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决策的错误，德国的政治体系随即发生坍塌，其严重程度几乎与俄国政体改变的程度相当。德国的政治体制把几乎全部权力赋予极少数精英分子，而这些精英分子与整个德国社会脱节，他们即使在大战前无法制定出适合整个德国社会的政策。然而，即使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德国的帝国制度下很少能出这样的人才），德国的体制也会在极度封闭的情况下运作，缺少合适的机制去适应环境，缺少自我调整机制。俾斯麦之后，德国的领导层失去能与俾斯麦匹敌的力量和才智，同时又没有其他阶层的人才可以吸收利用，所以，德国在战争的压力下，其往日的独立自主变成一种可怜的孤立，而不再是强大。德国政治在1917年的状况是：文官政府无法控制军队，也无法与军队的指挥官竞争，整个德国不仅表现为政治和外交上的无能，也表现为对自己无能的无知。于是，德国产生了由埃里希·鲁登道夫一个人领导的独裁统治，他的上台不是什么人的宏大构想，更多的是众人的默认，尽管他是一个德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将军之一，但是缺乏政治智慧、经验、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