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转变态度（第2/5页）
最初，法军的进攻有较大的进展，部分原因是法军在步兵进攻前有6天的炮轰。1200门大炮向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的第六集团军倾泻了70万发炮弹。在步兵发起攻击前4小时，炮手发射出足够多的炮弹使每一码的距离内有18次爆炸；法军的大部分大炮是75毫米野战炮，炮弹轨迹较低，不适合轰击战壕，但累积效应有很大的破坏力。法军的两翼受到德军机关枪的扫射，但中心部队很快向敌人阵地前进了3英里（约5公里）。连续三天，法军的中心部队继续前进，占领了德军的三道防线。
此后，大雨倾盆，大地变成一块巨大的黏泥，部队难以前进。最后，法军进攻所获得的胜利演变成严重的损失，让人感叹也许还不如像英军那样一开始就遇到阻力。法军的进攻没有获得突破，只是压迫德军战线产生一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弯曲。法军最终发现德军的最后防线是炮兵阵地前的机关枪网。像往常一样，战斗持续着，法军和英军的进攻被德军的反攻压制，伤亡不断上升，几乎没有战果可言，直到最后一线希望消散。当战役在6月18日结束时，法军损失了10万多人，而德军不到5万。
霞飞仍然没有被吓到。他又开始制订新作战计划，秋天继续在阿图瓦发动攻击，而且要同时在香巴尼展开一次更大的进攻，借以彻底覆没德军的反扑能力。如果仅从兵力大小看，霞飞的计划是合理的：截至初夏，英国和法国在西线的兵力超过德国50万人。约翰·弗伦奇与霞飞一样充满信心，渴望发动更多的进攻。
但是，阿图瓦战役的代价至高，震撼了那些无法漠视现实的人。虽然霞飞向法国人保证德国人的损失异常巨大，但是法国人的生命像急流一般流逝走的事实震动了整个法国。巴黎政府处于深深的不安之中，霞飞手下的将军们更加如此，变得难以驾驭，微贱的法国兵开始表现出不愿继续参加自杀式的无效进攻。霞飞还是法国的拯救者，但是他脚下的大地却不如往昔那样坚实。
与此同时，亨利·菲利浦·贝当的声望却在快速上升，他在不到一年前还只是上校官阶，正在准备回乡下退休。是他领导下的军团取得了阿图瓦战役早期的所有战果，他的先头部队抵达了维米岭（Vimy Ridge）的顶峰，但后来被及时赶到的德国后备部队击退。贝当作事讲究先进行艰苦的准备工作，然后再求高效执行。虽然他在这次战役中的成功是有限的、临时的，但是他的工作特点是他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他是一个纪律严明的人，但是他又是法军高级将领中最关心士兵生活条件的指挥官，他愿意与士兵一起分担危险（当他的部队受到轰炸时，他会不畏危险地投入战斗）。他在和平时期由于蔑视“攻势邪教”而仕途受损，但他的智慧随着大战的发展而逐渐显露出来。在严酷的战斗中，他变成职业军人的模板和判断力的标准。无论如何，他指挥的部队取得真正的战果，所以他在阿图瓦战役后立刻被提升为法国第二集团军指挥官。
像往常一样，贝当在为第二次阿图瓦战役所做的总结报告中，直言不讳地宣布大战不会因为打几次伟大的、光彩夺目的胜仗而结束。他说这场大战是消耗战，需要把伤亡控制在可容忍的范围内。“最后的胜利属于还有活人的那一方。”他说。实际上，他的想法更接近法金汉，而不是霞飞、弗伦奇、黑格。他在构想如何结合炮兵和步兵作战方面比自己的法国同事更具有现代意识，接近德国人的思考。他说，大炮夺取敌人的阵地，步兵的任务是占领已经被大炮征服了的阵地。
伦敦的态度也在发生改变。基钦纳，这位被视为与霞飞一样有影响力的英国标志性人物，此时也被面前这种可怕的新式战争搞得相当困惑，比霞飞更愿意承认目前没有什么好的应对之策。在私下场合，他正逐渐失去过去特有的刚强自信，这种自信过去一直是他公众形象中最核心的成分之一。他对加里波利战役已经失去了信心，那里的战况很糟，英法在加里波利登陆后受困于海滩上，土耳其夏天传染的痢疾和苍蝇引发的瘟疫严重侵袭士兵的健康。但是，他有一个判断，此时让汉密尔顿撤退有可能再损失数万名士兵的生命。他坚信英国必将胜利（他害怕战败的后果，因为埃及的穆斯林将受到鼓励而起来反抗）。所以，他准备以最大的代价去获得胜利。5月初，协约国内部讨论是否使用地中海的协约国舰队强攻达达尼尔海峡，但是“歌利亚号”战列舰在达达尼尔海峡被击沉后这项计划被搁置。达达尼尔特遣舰队的皇冠——巨大的“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已经撤退到安全水域。3天后，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在听说丘吉尔还在向达达尼尔海峡派遣更多的战舰后，辞去了海军大臣的职务。他在给当时的反对党英国保守党一封情绪激动的信中，称丘吉尔是“一个真正的危险”。在信中，他还警告说：“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正浮现出一个巨大的国家灾难！”5月25日，德国潜艇抵达爱琴海，用水雷击沉“胜利号”战列舰。一天后，又击沉“宏伟号”，随后剩下的6艘英国战列舰从达达尼尔海峡水域撤走。至此，英军已经没有能力利用海军力量攻击海峡了。
基钦纳仍然对西线的前途心存疑虑，但他越来越不敢表露疑虑。他是因为有巨大的个人威望才被任命为英国战争大臣的，但他的威望已经严重枯萎了，至少在那些内阁成员的眼里是如此，他手中的权力正在消失。基钦纳最适合做总督，去管理帝国的边远属地，不适合妥协和协调政党间的平衡，他的政治技巧自大战开始一直没见改善。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诡秘、专制、不愿合作、不愿分权。“我感到反感，”他在实际尝到英国内阁政治的滋味后说，“因为我必须向23个我几乎不认识的绅士透露军事秘密。”到1915年春天的时候，许多大臣都非常不喜欢他，怨恨他，甚至英国保守党也有同感。
5月中旬，第二次阿图瓦战役的流血达到高潮，黑格的奥博岭进攻变成一场灾难，基钦纳取消了一项向西线增兵的计划。约翰·弗伦奇在听说有3个师的兵力被送往加里波利后，几乎被气疯了，发电报责难基钦纳，电报宣称他的炮弹库存太低，如果不立刻供应炮弹，就不能恢复进攻。基钦纳给出了答复，答复令弗伦奇大吃一惊。基钦纳命令弗伦奇交出2万发炮弹并运送到加里波利。这表明英国远征军内部有人打小报告。也许是过度气愤的缘故，弗伦奇并没有注意到电报承诺被调走的炮弹24小时内将会得到补充，怨恨的他决定向基钦纳宣战。他决定向自己的老朋友查尔斯·雷平顿（Charles Repington）寻求帮助，查尔斯是他的前战友，现任伦敦《泰晤士报》军事记者。他告诉查尔斯，英国进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炮弹，而缺少炮弹是基钦纳的错误所致。几天后，伦敦的报纸上出现一系列指责基钦纳的文章，这些文章产生了耸人听闻的效果。加上费希尔的辞职，让人感觉到伦敦政府处于混乱之中。当两名被派遣去解释弗伦奇的抱怨的参谋官抵达伦敦时，局势变得更糟糕。这两名参谋官发现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和劳合·乔治是最耐心的听众。最近，劳合·乔治越来越坦率地批评基钦纳垄断英国军事的决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