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谢尔大楼

1

1940年4月9日凌晨四点，德军毫无预警地越过了丹麦国境，还有一些德国部队在数个港口登陆，其中包括哥本哈根。一小时之后，当轰炸机不祥地飞行在丹麦上空时，德国驻丹麦公使呈交给丹麦政府一份备忘录，要求其投降。德国人声称，他们没有任何敌意，仅仅是为了保护丹麦免受盟国入侵。他们答应尊重丹麦的中立，不干涉其内政。

丹麦政府投降了，但是，四百五十万顽强而独立的丹麦人民却拒绝接受这一侮辱。不久之后，一个又一个的抵抗战士小组便自发形成了。和波兰一样，这些小组里没有政治矛盾，共产党人和保守党人并肩战斗的现象非常普遍。它们的领导人来自各个阶层，其中有大学教授、商人、工人和专业人员——甚至还有一个文学经纪人。

丹麦人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破坏活动和怠工；他们还发起了一场富有想象力的心理战。起初，他们从德国人身边走过时，假装出德国人并不存在的样子；很快，一些故事便流传开来了——很可能是虚构的，但仍然反映了丹麦人的态度——比如下面这个：在哥本哈根市中心，一个德国卫兵在一个很小的齐肩高的圆形掩体里站岗，他惊奇地发现，所有路人最后都会注意到他。他们是在笑一个标语牌，那是一个聪明人挂在掩体外面的：“他没穿裤子。”一场嘲笑的运动开始了。

到了1943年8月，每一天都要发生六七起大规模的破坏事件，而德国人则以占领工厂作为回敬，这导致了波澜壮阔的自发的罢工活动。德国人绝望地将部队派上街头，实行了宵禁，并威胁说要扣押人质。然而，这只是进一步恶化了局势。

纳粹在丹麦的最高行政长官维尔纳·贝斯特博士飞回柏林，恳求上级耐心等待，并制定更为宽厚的政策。他说：如果能做出一些让步的话，正在萌芽的叛乱就可以被控制住。但是，元首是无法被劝阻的。8月28日，他给丹麦政府发去了最后通牒，要求实行戒严令，直接由德国进行审查，完全禁止罢工和集会，并且将破坏分子处以死刑。第二天，丹麦政府在取得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的完全同意之后，拒绝了这些要求。当天晚上，德国士兵公开夺取了丹麦的控制权。然而，希特勒的麻烦只是刚刚开始，因为此时整个丹麦已经在抵抗运动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中，德国人下令逮捕丹麦的犹太人。但是，当特别警察执行这一命令的时候，除了四百七十七名上了年纪的人以外，其他所有的犹太人都神秘地消失了。大约六千名犹太人在丹麦起义者的帮助下秘密地渡过海峡转移到了瑞典。纳粹分子的“最后解决办法”第一次遇到了整整一国人民的坚决抵抗。

秘密的大规模转移行动激起了丹麦人的进一步抵抗。在自由委员会——一个代表各个主要抵抗组织的七人联合体——的计划下，铁路沿线的破坏活动不断增加，使得德国部队的运动比平时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游击队员非常富有进攻性，他们炸毁了所有的工厂，其中包括生产V-2型火箭重要部件的哥本哈根的格洛布斯工厂。

丹麦人或许没有正式和德国交战，但是，他们表现得就好像是一个交战国一样。而且，尽管已经被占领，可他们仍在为希特勒政权的垮台做出自己的贡献。1944年秋天，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要求英国皇家空军前来摧毁盖世太保存放在奥胡斯大学的档案材料。空袭十分成功，因此，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请求再来一次，这次的目标是哥本哈根的谢尔大楼。这里存放着大量的盖世太保档案。但是，谢尔大楼的最高一层已经变成了囚禁丹麦重要人士的监狱，因此，英国人不太愿意答应这一要求。

一个月后，抵抗运动的领导人通过无线电再次呼吁：谢尔大楼里的资料非常有破坏性，必须摧毁它们，不管丹麦战俘可能会遇到什么危险。在长时间的商议之后，英国空军最终改变了它的决定，开始计划空袭。轰炸目标方圆一千米以内的建筑物以及丹麦景观都用模型复制了下来。在丹麦新闻界工作的抵抗运动成员向英国人提供了该地区的最新照片。这些泄密的照片刊登在哥本哈根的《贝林时报》上，是一篇乏味的特写故事中的插图。纳粹的新闻审查人员没有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第二天，这份报纸便经过斯德哥尔摩转到了伦敦。

2

3月19日，在诺福克机场的设备控制室里，鲍勃·贝特森上校向大约七十名英国飞行员宣布，第二天中午，他们将连续三次轰炸谢尔大楼。斯文·特鲁尔森向他们介绍了目标的情况。特鲁尔森不仅属于丹麦地下谍报网，同时还是英军情报处的一名少校。他说，这是一座U字形大楼，有四层高，按惯例用栗色和绿色条纹伪装了起来——城里只有一座这样醒目的大楼。特鲁尔森指示飞行员们低空飞行，将炸弹投往建筑物前面的地基。这样可以给顶层的犯人们一个机会，让他们从后楼梯逃出去。

第二天，天气非常不好，因此行动被推迟了。但是，3月21日的黎明非常晴朗，于是一架“蚊”式轰炸机在强风中从诺福克机场起飞了。驾驶员史密斯中校发出了信号，随后，另外十八架“蚊”式飞机开始两架两架地起飞，接着，二十八架P-51“野马”式战斗机也飞上了天空。

“史密斯”就是空军少将巴兹尔·恩布里，他曾亲自指挥了对奥胡斯大学的空袭。他将把整个机队带到目标区域，然后交给贝特森上校。轰炸机群贴着海面飞过北海，浪花飞溅在它们的挡风玻璃上，给玻璃覆上了一层盐霜。然而，轰炸机仍旧低低地飞行，希望能够秘密躲过德军的雷达。

在谢尔大楼的顶层关押着三十二个人，其中一位是克里斯滕·李斯特·汉森，丹麦的警察总监。有人把他带下楼梯。他问他们要带他去哪儿。

“他们不许我告诉您。”看守说。接着，他又低声说道，“去弗勒斯莱。”这是一个靠近德国边境的集中营。风传说，重要的犯人都将在那里被处决。但是，汉森刚刚走到大门口，本打算带他去集中营的汽车却开走了，于是，他又被重新押回了牢房。

九点左右，一批新犯人被带进了谢尔大楼三层的一个房间里。整整两个小时，一名德国法官和一名丹麦翻译都在审问一个名为延斯·伦德的犯人。每当他拒绝回答问题时，两人就一起动手打他。大约十一点十五分的时候，有人取来两根背机枪用的皮带。伦德知道，他将被狠揍一顿了。现在，他只能记起一件事，那就是在奥胡斯空袭期间，哈拉尔德·桑德巴克牧师奇迹般地逃出了盖世太保的魔掌。他祈祷这一幕能够再次发生。